王澄-薄熙来这种人

薄熙来这种人

王澄

一。旧的思想怎么能够战胜新的思想

薄熙来要大家唱的红歌，是以40年前毛泽东封建王朝的“忠君爱党”宗教歌曲为基调的歌曲；薄熙来鼓励年轻人读毛泽东的《实践论》和《矛盾论》，是毛在60年前写的东西。

毫无疑问，这些东西都是旧的思想旧的形式，旧的东西怎么能够战胜新的东西，今天中国人缺的也是中国人民特别想要的是民主自由普世价值的新思想。凡是社会转型的时候，新的思想总是要战胜旧的思想。薄熙来没有弄清新旧关系，他个人水平太差，好在中国其他省份的领导没有跟着他胡搞。

二。毛泽东的《实践论》和《矛盾论》是个什么水平

任何一种人类社会形态，无论是亚当斯密Adam Smith说的打猎打渔社会，游牧社会，农业社会，或工业社会，还是马克思说的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或社会主义社会，（注：中国学者已经知道马克思的历史发展方向论是错误的），只要是一个健康的社会，也就是中国人说的欣欣向荣的社会，就一定要具备这样的结构：上面是少数智者，下面是绝大多数“不智”的人民群众。

所以，衡量一个社会是不是健康的，欣欣向荣的，主要不是看下面的人民群众够不够“不智”，（注：我并不否认提高全体国民教育水平的重要性），而是要看上面少数智者够不够“智”，是真智的，还是假的。如果上面少数“智者”是假的，他们没有足够的智慧，那么，这个社会一定是不健康，不欣欣向荣的。

薄熙来教育年轻人要读毛泽东的《实践论》和《矛盾论》，毛泽东的《实践论》和《矛盾论》是什么水平？且不说这两篇文章是毛这个没有经过正规现代知识教育的人在60年前写的，我们把这两篇文章套在柏拉图的认知论中就知道它们只是低级思维（认知）水平。

柏拉图把人的认知分为四个层次，最高层次（第四个层次）是“真理/知识”，第三个层次是“思想”，第二个层次是“感官确认”，最低层次（第一个层次）是“看到/感到”。其中第三，四层次是意识水平，第一，二层次是感官水平。第四个层次和第三个层次的显著区别在于，“思想”可以是错的，也可以说对的，而“真理”永远是对的。

我打一个比方，让中国人更容易弄懂，比如说一间空屋子，里面摆了一张桌子，一把椅子。那么我们可以把椅子面（水平）看作是感官水平，把桌子面（水平）看作是柏拉图说的第三层“思想”水平，把这间屋子的天花板（水平）看作是柏拉图说的第四层“真理/知识”水平。那么，我们可以定义如下：从椅子面到桌子面是人类低级思维区，而从桌子面到天花板是人类高级思维区。中共建政60年来，其中央领导人对于人类高级思维区的内容了解甚少。（后面我会提到，和年龄与学历有很大关系）。

毛泽东的《实践论》和《矛盾论》基本属于人类低级思维区水平。《实践论》讨论的是感官接触和思想认识之间的关系，《矛盾论》讨论的是对立事物之间的依存关系和转化的可能，《矛盾论》主要是谈那个时代（共产党）的政治任务。我想，今天的中国人不会有人否认这些说教今天看来过于简单了，也过时了。

中国人不懂得受人尊敬的人应该是“第一个说出这个道理的人”，毛的文章是个简要的前人（某方面）思想的汇编，（如果不把它当成党的任务文件），没有任何新颖可取之处。如果你学过前人的思想，你就会感到毛的文章没有用。问题是60年来中共不准人民学习（外国）前人的思想，所以中国人读了毛的文章感到有用。

人类最重要的思维成果主要体现在高级思维区里的内容，也就是从桌子面到天花板的这个“距离”。人类高级思维区水平里有诸多内容，比如绝对真理，普世价值，自然法，神学的社会意义，宪法和法律的起源/根据，国家结构的研究，文化传统对社会的（稳定）作用，哲学的发展，（形而上学，黑格尔的唯心主义），人类文明的过程，以及（中国人最喜欢的）知识，等。

中华民族的传统血液里没有自然法，（只有道德法），没有民法，（只有刑法），没有神学，没有自然人等概念，进入20世纪后，中共执行了极其严格的新闻封锁和完全没有言论出版自由，从延安时期的中共的官兵和从49年开始的全体中国人就没有研究过绝对真理，没有形成过普世价值概念，文革彻底消灭了文化传统，中国人没有学好西方哲学，没有建立独立的宪法和法律地位，没有人道主义，等等。在中共60年洗脑教育下，仅存的就是所谓的“知识”。中国人在人类高级思维区里了解到的东西实在是太少了，且不成体系。

我认为，中国的所谓社会学知识分子，如果和西方学者比，在高级思维区里普遍缺少大约70%的内容。中国大多数社会学知识分子都不能够称为智者。

这就是为什么中国49年建政之后无论是在政治，法律，（农村）社会和生产举措中一错再错，原因之一就是中共当时的高/中/下级干部太年轻，不少人只有20岁到30岁左右，对人类高级思维区这件事一无所知。毛泽东领导的那次农民起义，他的中/下级干部文化程度极其低下，程度高的只具有初中水平，这种农民起义本身就不具备将来提高（所谓的新中国的）思想价值观的先决条件。

我绝不认为胡锦涛，温家宝，习近平，薄熙来之流属于智者，这些人根本就不配做国家领导人。温家宝还有些自知之明，知道在高级思维区里中国人有重大缺陷，他到处打听，“为什么中国出不了大师？”，其他人把自己的低级思维能力当高级能力使。比如，薄熙来说，当官就是为人民群众谋利益，“他为人民谋幸福”。

我一句话就问倒了薄熙来，“一胎化”的不良后果，涉及到人道主义，对外影响，文化传统，社会老化，从“吃不饱养不起”到“养得起”生产能力转变，等等，能够用简单的“为人民群众办事”说清楚吗？70年代启动“一胎化”是“为人民群众办事”，那么今天怎样做才是为人民群众办事呢？很明显，计划生育是个高级思维区问题，绝不是“为人民办事”这么简单，70年代的中共根本就不具备这种能力。

前不久，水利部长江水利委员会防汛抗旱办公室副巡视员王井泉接受采访时坦承，三峡工程设计时确实没有充分考虑大坝建成后对生态环境的不利影响。【1】建三峡大坝时的讨论也不是“为不为人民办事”这样简单。

中共最大的败笔是鼓吹封建残余的中医药，一个21世纪的共产党居然鼓吹阴阳五行。吴仪说，中医药的科学性不容置疑，吴仪一个学石油化工的人，她读的书还没有我们学医的书的一半厚，也有脸说医学的事该怎么搞。吴仪管卫生工作的那几年是中国医药和食品管理最混乱的年代。废除中医药的事是高级智能问题，也不是为不为人民办事的问题。

中共的宪法里把中医也写进去，为什么宪法不把猪肉的价格也定下来，“为人民办事，让人民安心嘛”。

薄熙来说，“咱们中国人的智商也不低”，因为薄熙来不知道啥叫高智商。我在上面举的例子有关计划生育，三峡建坝，中医，宪法怎么写等问题都是高级思维区的问题，昨天和今天的中共领导人一进入人类高级思维区就暴露出他们的低级水平。

胡锦涛，温家宝，习近平，薄熙来之流都是些什么人，他们成长过程中受到过哪些正规的现代社会必须的教育？他们学过的东西中有用的有多少？让他们的在美国和英国学习过的孩子把美国英国的教科书带回来和他们本人学习过的东西比一比就知道了。就不要比内容了，比一比他们的孩子们学过什么样的科目，每个科目的学习要花多少时间，你就知道像胡锦涛，温家宝，习近平，薄熙来这把年纪的人在中国这样低级恶劣环境中走过来是个什么水平。（还不要脸，说人民选的我。）

他们为什么像惧怕瘟神一样惧怕有真才实学的海归做国家（政治方面）高级领导人？（先把海归饶毅赶出院士候选人名单）。因为他们60年来一直是劣币驱逐良币，真的海归良币来了中共他们往哪儿去？在中共60年的过程中，听话的人才能当领导，不是真才实学的人当领导。

现在是封建血统论，太子党才能当领导，也不是真才实学的人当领导。中共领导人为什么要请专家给他们上课？这是个世界笑话。全世界的领导人都是先学好了才上岗，只有中共领导人是边学习边领导他人。既然专家懂，中共领导人不懂，就让专家当领导人算了？但是中共是“皇帝（独裁）”，皇帝可以再学习，皇帝不可以让位。

胡锦涛除了“胡说”“文化大繁荣大发展”，（已经黔驴技穷），他还会什么？

三。马克思主义是已经被人类社会抛弃的东西

中共有两个不能超过，超过了毛泽东的《实践论》就是反动的形而上学和唯心主义，超过了马克思主义学说，学者和他的研究在中国就是死路一条。

与马克思主义有关的内容可以被分解成五个部分：马克思本人，马克思的哲学思想，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观点，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共产革命运动。

我们对于马克思主义的批评逆着这五个内容的方向正在积极进行。

1. 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共产运动已经被全世界人民否认了。主要原因是没有自由和民主，对公民伤害极大；和没有生产动力，如海耶克说的，市场经济的后果就是饿死人。叶利钦在美国国会说，“我们那个共产主义的实验已经失败了”。

2. 马克思主义。世界上除了中共，北朝鲜和古巴还供奉马克思主义以外，已经没有其他人搞马克思主义了。因为马克思主义从头到尾都是错的，说的是取消阶级就会人人平等，实际上恰恰是专制制度对底层人民的广泛迫害，民不聊生。

3. 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观点。马克思把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当成人类社会的主要矛盾现在看来是完全错误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可以当作是经济学问题，是个小概念，而人类社会是个大概念，这个小概念套在大概念里。大概念里不能没有小概念，但是，用小概念的原理取代大概念的原理是错误的，人类社会远比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学原理）要复杂得多。

英国的学者Anthony Giddens吉登斯于1981年发表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当代批判A Contemporary Critique of Historical Materialism》，指出马克思的这个错误，中国学者在中共的网站上急忙解释说，“历史的发展已经超越马克思的时代了，现在是两种方式，一种是马克思的结构（生产力生产关系）影响社会变革，另一种是Anthony Giddens说的上层建筑本身也可以影响社会。黄娟说，“人类在行动过程中既以一定的社会结构为背景，为条件而展开，但同时其行动的结果又改变着社会结构。【2】”（就看有没有人信黄娟的话了。）

马克思的观点一开始就错了，不是什么“超越时代”问题。

4. 对于马克思的哲学思想，一直以来西方讨论的很多。马克思的名言，哲学不光要解释世界，重要的是改造世界。西方人问，如果不弄清世界，怎样改造世界？

罗素说，马克思的辩证唯物主义实际上是一种工具主义，马克思的唯物主义实际上是唯生产论，是经济学的范畴。

今天的美国人说比尔盖茨就是唯物主义者，而共产主义理想是唯心主义。美国人认为追求物质/赚钱就是唯物主义，（中国人认为做事有根有据是唯物主义）；美国人认为有人把心里想像的事（比如共产主义）当作比现实更加美好的事，为了心中那个完美的事去努力就是唯心主义。

马克思的哲学思想本身已经成了问题。

5. 关于马克思本人。

前东德的知名学者Hermann von Berg 是个历史学家和经济学家，1978年前后他匿名在西德的媒体上发表系列文章攻击马克思本人，这些文章于1986年用德文出版成书，2010年英译本在美国出版，书名是《Hermann von Berg’s Demythologizing Marx 马克思的真面貌》，书中提到，马克思上大学时就不着调，学无所长，他父亲是个律师，对马克思非常失望。

马克思在柏林大学读书，因为不具备博士水平，只好把拼凑的文章寄到耶那大学去骗取博士学位。因为耶那大学的要求远远低于柏林。（马克思本人从未在耶那大学学习过）。这样看来，马克思和习近平的博士学位水平差不多。

书中也提到，给马克思带来名气的《共产党宣言》以及前期的思想铺垫工作，马克思本人常常是“最后一个跳上花车的人”，意思是与此有关的许多概念都是马克思同时代或之前的学者提出的，马克思本人是个剽窃者和拼凑者。（王澄正在考虑把这本书汉译出来发表。）

结束语

中共对中华民族高级思维水平的彻底摧残，要等到中共一党独裁被推翻之后我们才会发现要重新建立一个现代化的新中国该有多么大的困难，因为没有足够的智者。人类社会里只有那种极有天赋的少数人才有可能进行高级思维，所以，一个国家要有自己的高级思维体系的条件如下：

1. 研究的是人类社会最优秀的东西。中国人要有很强的外语能力。

2. 要有一批长时间研究的人员，研究的年头在30年到40年以上，所以这些智者的年龄应当在50岁到70岁。

3. 要有能够承前继后继往开来的（足够人数的）团队。

4. 要有和中国社会各阶层交流的成熟路径。

5. 要有老师，智者的老师。这五项中国都没有，因为中共的马克思主义是一把剪刀，它剪掉了所有的其它良性植物，就剩下马克思主义这一棵毒草。（不同于马克思主义的其它思想内容如果有，也是躲躲藏藏）。中共婉拒西方学政治学的海归，说你们学的和中国不是一个体系，你们是资本主义体系，我们是社会主义体系。所以，中国本土的大多数社会学知识分子都是假的，他们是人类社会的垃圾。你看他们编造“中国模式理论”的17种说法，你就知道他们是些什么东西。

假如我请中国的普通学者把黑格尔的译成英文的文章读一遍，即使每个英文单词他都认识，可他不知道黑格尔在说什么。这就是我说的“劣等民族”。

参考阅读

【1】 国内首次承认三峡工程设计有失误。博讯2011年10月30日 转载

【2】南京政治学院理论一系讲师黄娟：吉登斯的社会时空思想。一种试图“超越”历史唯物主义的社会历史解释视角。人民网-理论频道

冯立果：温州模式死于政府掠夺之手

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是一只掠夺之手，它是温州模式走向衰落的直接力量

　　温州的企业倒闭潮越闹越大，越来越多的企业家选择了抛弃厂房设备跑路，也有企业家选择了跳楼自尽。这让我们联想起政治教科书里说的“经济危机”。事实上，本来这场危机是可以避免的，因为许多学者、机构在今年四五月份的调研都表明，这是一场比2008年还要严重的中小企业危机，需要政府采取针对性的救助措施，但由于政府讳疾忌医或者闭目塞听，总之像鸵鸟一样把眼睛和耳朵埋在沙漠里，任凭事态发展，才酿成今日之祸。温州企业家的跑路和跳楼，标志着中国这一自生自发于20世纪70年代的温州模式，正在衰落。温州模式留给中国的除了少数几个知名的大企业如德力西、正泰、人民电器等，大多数温州企业可能永远只能以中小企业的身份继续生存或死亡。

　　温州模式兴起于地方政府的不干预

　　温州这个海防前线的一个穷乡僻壤之地，居然成为一种经济模式，实在出乎中央计划者的意料，因为中央既没有给温州配置诸多政策资源，也没有建设许多国有企业。但恰恰因为缺少了中央政府的直接干预和管制，温州这种以工带农的“小商品大市场”模式才可能得以发展。阅读温州经济发展史，不难发现温州民营经济即使在计划经济鼎盛时期也有相当程度的发展，这与地方政府的“无为”和变通有很大关系；文革结束后，除了1984年前后遭受的短暂挫折（八大王的冤假错案）外，温州民营经济三十年来高速发展，地方政府则完全扮演了一个自由市场经济中“守夜人”的角色，比如只打击假冒伪劣，不干涉企业内政。因此温州模式的实质是“民有、民营、民享、民富”。这种市场经济中的“政企关系”是今天许多经济学家仍然梦寐以求而不得的。“无为而治”的政府管理，最大限度发挥了温州人血液中的商业文化基因和企业家精神，不但使温州经济成为一种模式，更使得中国制造的商品畅销全球各地，从而成为中国最早实施“走出去”战略的企业群体。

　　温州模式被逼无奈之下转向虚拟经济

　　温州模式的基本特征有三。第一是具有无可比拟的创业精神。不夸张地说，除了军火贩毒，天下没有温州人不敢干的生意。活跃的创业精神是市场经济永葆活力的必备条件。第二是做实业。温州人从做五金电器、制鞋、汽配等小商品制造起家，逐渐将生意扩展到诸多制造业门类，但总而言之是辛苦并踏实地做实业。第三是勇敢闯荡全球市场。温州人绝不局限于浙江市场、中国市场，相反而是勇敢闯荡世界各地，销售中国商品。这三点成就了温州模式，成就了中国制造在全球范围内的盛名。

　　但进入本世纪以来，温州模式发生了很大的转型，即企业家不再专注于实业，有的甚至不再做实业，而是转向了虚拟经济部门，包括炒房产、炒农产品、做PE。这也是为什么有人说“温州企业的倒闭破产、企业家的跳楼是活该”的原因，因为他们不踏踏实实的干实业。这话对于温州企业家来说是不公平的，因为整个中国制造业的营商环境太差了，利润太薄了，做实业太难了。举一个例子，2007-2010年间，中国企业500强中的近300家制造业企业的营业收入总和都占到500强总和的40%以上，而利润总额却只有500强总和的30%左右。相反同一时期，我国最大5家国有商业银行（工农建中交）的营业收入总额均只有500强总和的6%左右，但它们的利润总和却已经占到500强总额的27%左右。实业部门与银行部门存在悬殊的利润差距，长此以往，市场经济条件下资本流出实业部门是一种必然。

　　温州模式死于政府的掠夺之手

　　从概念意义上来说，温州模式从做实业转向做短期炒作、做金融，就意味着温州模式的死亡。第一，这说明温州创业精神的衰落。创业是艰难的，温州富二代没有几个愿意做累死累活又不挣钱的实业，而都愿意做来钱快的炒楼团，创业精神被侵蚀。第二，说明做实业是挣慢钱，但是企业家精神的完整体现；炒楼炒股是挣快钱，是短期投机行为，无关企业家精神。第三，2008年金融危机严重打击温州制造业，温州制造业的国际化也基本止步于“进出口贸易”。

　　然而，温州模式的死亡不仅在于概念层面，更是实质性的。2011年以来，我国采取了名义上稳健、实际上紧缩的货币政策，直接冻结了数万亿商业银行信贷资金，也使温州企业赖以生存的民间信贷系统面临崩盘。据报道，目前温州至少有80多家企业老板逃跑或倒闭，9月份发生26起，3名老板跳楼自杀。尽管官方尽量淡化这种危机的存在，同时试图亡羊补牢，但是无论如此，温州模式的衰落已经不可逆转。

　　第一，温州模式的先天优势已不再。温州模式是在满足计划经济造成的商品短缺而崛起的，中国的廉价劳动力为其提供了基础优势。这是温州商品能够畅销全球的基本原因。但是近年来温州模式赖以成功的先天优势已经逐渐失去，中国进入了高成本时代，尤其廉价劳动力的时代已经一去不返。没有了低成本，温州制造何以生存和发展？

　　第二，温州资本没有投资出路。现在一方面是温州中小企业很“差钱”，融资难，另一方面却是温州商业银行存款达到7000多亿元，周转于各地房地产市场、农产品市场、收藏品市场、PE市场的流动资金更数不胜数，充分说明温州庞大的资本没有投资出路，只能“流窜”于各种投资品市场。必须指出，温州资本不是不想转型升级，不是不想投资，但体制障碍总是无法逾越。所谓玻璃门、弹簧门都是假象，真相只有一个就是垄断门。国务院的新老36条是个好东西，但是“政令出不了中南海”，国务院一年发布上千份文件，各部门和各地方政府又都是“条条”和“块块”的利益主体，谁又关心这两个文件的落实情况呢？何况它们又不是法律！

　　第三，政府的“掠夺之手”雪上加霜。市场经济讲究一只“看不见的手”，即市场规律，但我国政府处处强调一只“看得见的手”，即政府干预。这只“看得见的手”到底是一只什么手呢？它支持的是逆世界潮流而动的“官办经济”，而不是“民办经济”，因此温州模式仅仅是一个区域性的经济模式，难以成为主导中国经济发展的模式；它制定了高昂的税负，使中小企业尤其制造业企业负担沉重；它制造了掠夺性的“官办商业银行体系”，将实业部门创造的利润源源不断地掠夺进政府的腰包；它制造了垄断性的国有企业部门，它们控制着中国的钱流（商业银行）、物流（民航、铁路、航运）、能源流（石油、煤炭、电力）、信息流（电信、邮政），占据在民营企业的产业链上游，源源不断地吸取民营企业创造的财富；更不用说民营企业所遭受的“吃拿卡要”等无处不在的腐败行为。因此毫无疑问，这只“看得见的手”是一只掠夺之手，它是温州模式走向衰落的直接力量。

　　冯立果为中国企联经济学博士

“占领华尔街”并非革命

眼下在美国多个城市掀起的“占领华尔街”运动，被誉为所谓“华尔街之春”，但其决不等同、甚至不能说类似于“阿拉伯之春”。华尔街上所发生的一切和革命扯不上任何关系。

这些支着帐篷拿着“苹果”来“革命”的美国青年们，想要的是一个理想中的美国，即从他们被送入幼儿园那天起一直到开始找工作之前，老师们为他们描述的那个美国。那个美国的银行家们个个都像亨佛莱·鲍嘉在好莱坞电影《龙凤配》中塑造的莱纳斯一样，善良正直。

唯一的问题是“革命者”们没有说清楚打算通过什么手段实现自己的目的，让华尔街的银行家们，也就是他们所激烈抨击的那1%改头换面。示威者们并不打算革命，他们只是寄希望通过强有力的街头表达来给连任前景日渐暗淡的奥巴马总统施加压力，再由白宫来给华尔街施加压力，让他们不要那么贪婪。大街上的景象或许会让不少远距离的旁观者有些兴奋，但就其最终效果而言，恐怕根本无法触动华尔街的一砖一石。

原因既是因为这场“占领”运动的参与者并不像他们自我标榜的那样代表了美国公众的99%。美国社会的玻璃天花板绝不存在于1%的金融寡头和其他所有人之间，实际上，剩下的那99%还要再被许多层玻璃天花板所分割。这也就是真正的社会最底层并没有参与到这场“占领”运动当中来的原因。他们可不打算用任何激烈的手段去得罪银行家和美国政府——他们的房子可还在人家手里呢。

另一个更为关键的原因是，“占领者”们没有实施手段的革命目标威胁到了美利坚帝国的根本，因而注定会遭到这个帝国所有组成部件的反对。银行家的贪婪固然要为美国中产阶级因为虚拟经济泡沫的破灭而导致生活质量下降负责，同时银行家的贪婪却也是这个帝国自诩为“山颠闪耀之城”的三大支柱之一。好莱坞、阿帕奇以及华尔街是美国构建世界秩序的基本力量，而倘若没有华尔街在全世界龙吸鲸吞来的金融资本，好莱坞会长满荒草，阿帕奇也会通身铁锈。

不眠的华尔街固然在美国国内使得很多人成为了金融危机的殉葬品，美国人当中却很可能只有1%想去触动这个制度，比如迈克尔·摩尔，真正的99%则是要保留这个制度。他们的沉默恰恰说明了这一点——尽管这些美国人可能并没有意识到保卫华尔街就是在保卫美利坚帝国，他们在未来数十年能不能继续昂首阔步于这个世界，美国还能不能靠借债和印钱来维持经济运转就取决于华尔街能否恢复往昔的不可一世。但能否把自发的旁观心态转变为自觉的“维稳”意识，就这场占领运动的前景而言其实并不重要。

最后也是最关键的一个使得华尔街可以面对试图“占领者”高枕无忧的原因是，他们已经找到了应对危机的办法，那就是屡试不爽的危机转嫁。

就在“占领”运动如火如荼的当下，金融资本们最关心的却是推动旨在迫使人民币按美国意愿确定升值幅度和速度的法案。中国对此作出的反应是一如既往地对美国进行苦口婆心的规劝，指出中美贸易不平衡和美国国内经济问题并不是人民币币值的原因。在论辩中对基本事实进行阐述当然是重要的，但在中美经济对话中，基本上不起作用。这个世界上很多争论并不是是非问题，而是立场问题。立场决定了对事实是否存在以及做何种解释的态度。

屡屡在国会力推上述法案的查尔斯·舒默究竟是在为谁说话？这位纽约州参议员值得注意的身份特征有三个：第一、他是典型的美国犹太人，曾经在以色利封锁加沙期间鼓吹对哈马斯进行“经济扼杀”（Strangle Economically）；第二、他是民主党中最坚决鼓吹金融自由的政治家，他在2008年前曾高声赞美的很多“金融创新”，在金融危机发生后被证明需要为这场危机负责；第三、来自金融行业的捐款是他竞选经费的最主要来源。这三条身份速写至少能证明一件事情：舒默参议员就是华尔街金融资本在国会山中的代言人。

即便当这种意志和美国多数公众的利益相敌对的时候，“舒默们”依然在竭力推动这份法案。即使人民币对美国国内经济形势完全无辜，即使中国货币大幅快速升值会让相当数量的美国人——至少超过1％——蒙受巨大损失，舒默还是要用人民币来充当华尔街的戴罪羔羊。

当然，中国更关心的是舒默的主意是否会成为美国的法律。或许是出于自我安慰吧，或者是对自己的经济力量有信心，中国更愿意在一边想美国表达不满的同时一边安抚自己的民众的情绪，特别是那些因为利润率不断下跌负债率不断提高而正在盘算着要不要跑路的老板们。这当然是可以理解的，但问题在于我们不能只是关心美国会不会通过这项法案；我们甚至也不能只是关心为了不通过这项法案，美国打算伸手向中国索取些什么，或者说再索取什么；我们更得关心是什么使得美国人至少华尔街养成了一种敲诈自己最大债主的习惯。习惯是怎么形成的呢？——习惯是累积在以往同样行为获得激励的基础上的。

华尔街无革命，砸烂一个旧世界不是这些“占领者”们所想所能：他们本无意于彻底掀翻支撑美国霸权的华尔街模式，更无力于触动美国向外转嫁经济危机的帝国。转自《国际先驱导报》

冯立果：温州模式死于政府掠夺之手

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是一只掠夺之手，它是温州模式走向衰落的直接力量

　　温州的企业倒闭潮越闹越大，越来越多的企业家选择了抛弃厂房设备跑路，也有企业家选择了跳楼自尽。这让我们联想起政治教科书里说的“经济危机”。事实上，本来这场危机是可以避免的，因为许多学者、机构在今年四五月份的调研都表明，这是一场比2008年还要严重的中小企业危机，需要政府采取针对性的救助措施，但由于政府讳疾忌医或者闭目塞听，总之像鸵鸟一样把眼睛和耳朵埋在沙漠里，任凭事态发展，才酿成今日之祸。温州企业家的跑路和跳楼，标志着中国这一自生自发于20世纪70年代的温州模式，正在衰落。温州模式留给中国的除了少数几个知名的大企业如德力西、正泰、人民电器等，大多数温州企业可能永远只能以中小企业的身份继续生存或死亡。

　　温州模式兴起于地方政府的不干预

　　温州这个海防前线的一个穷乡僻壤之地，居然成为一种经济模式，实在出乎中央计划者的意料，因为中央既没有给温州配置诸多政策资源，也没有建设许多国有企业。但恰恰因为缺少了中央政府的直接干预和管制，温州这种以工带农的“小商品大市场”模式才可能得以发展。阅读温州经济发展史，不难发现温州民营经济即使在计划经济鼎盛时期也有相当程度的发展，这与地方政府的“无为”和变通有很大关系；文革结束后，除了1984年前后遭受的短暂挫折（八大王的冤假错案）外，温州民营经济三十年来高速发展，地方政府则完全扮演了一个自由市场经济中“守夜人”的角色，比如只打击假冒伪劣，不干涉企业内政。因此温州模式的实质是“民有、民营、民享、民富”。这种市场经济中的“政企关系”是今天许多经济学家仍然梦寐以求而不得的。“无为而治”的政府管理，最大限度发挥了温州人血液中的商业文化基因和企业家精神，不但使温州经济成为一种模式，更使得中国制造的商品畅销全球各地，从而成为中国最早实施“走出去”战略的企业群体。

　　温州模式被逼无奈之下转向虚拟经济

　　温州模式的基本特征有三。第一是具有无可比拟的创业精神。不夸张地说，除了军火贩毒，天下没有温州人不敢干的生意。活跃的创业精神是市场经济永葆活力的必备条件。第二是做实业。温州人从做五金电器、制鞋、汽配等小商品制造起家，逐渐将生意扩展到诸多制造业门类，但总而言之是辛苦并踏实地做实业。第三是勇敢闯荡全球市场。温州人绝不局限于浙江市场、中国市场，相反而是勇敢闯荡世界各地，销售中国商品。这三点成就了温州模式，成就了中国制造在全球范围内的盛名。

　　但进入本世纪以来，温州模式发生了很大的转型，即企业家不再专注于实业，有的甚至不再做实业，而是转向了虚拟经济部门，包括炒房产、炒农产品、做PE。这也是为什么有人说“温州企业的倒闭破产、企业家的跳楼是活该”的原因，因为他们不踏踏实实的干实业。这话对于温州企业家来说是不公平的，因为整个中国制造业的营商环境太差了，利润太薄了，做实业太难了。举一个例子，2007-2010年间，中国企业500强中的近300家制造业企业的营业收入总和都占到500强总和的40%以上，而利润总额却只有500强总和的30%左右。相反同一时期，我国最大5家国有商业银行（工农建中交）的营业收入总额均只有500强总和的6%左右，但它们的利润总和却已经占到500强总额的27%左右。实业部门与银行部门存在悬殊的利润差距，长此以往，市场经济条件下资本流出实业部门是一种必然。

　　温州模式死于政府的掠夺之手

　　从概念意义上来说，温州模式从做实业转向做短期炒作、做金融，就意味着温州模式的死亡。第一，这说明温州创业精神的衰落。创业是艰难的，温州富二代没有几个愿意做累死累活又不挣钱的实业，而都愿意做来钱快的炒楼团，创业精神被侵蚀。第二，说明做实业是挣慢钱，但是企业家精神的完整体现；炒楼炒股是挣快钱，是短期投机行为，无关企业家精神。第三，2008年金融危机严重打击温州制造业，温州制造业的国际化也基本止步于“进出口贸易”。

　　然而，温州模式的死亡不仅在于概念层面，更是实质性的。2011年以来，我国采取了名义上稳健、实际上紧缩的货币政策，直接冻结了数万亿商业银行信贷资金，也使温州企业赖以生存的民间信贷系统面临崩盘。据报道，目前温州至少有80多家企业老板逃跑或倒闭，9月份发生26起，3名老板跳楼自杀。尽管官方尽量淡化这种危机的存在，同时试图亡羊补牢，但是无论如此，温州模式的衰落已经不可逆转。

　　第一，温州模式的先天优势已不再。温州模式是在满足计划经济造成的商品短缺而崛起的，中国的廉价劳动力为其提供了基础优势。这是温州商品能够畅销全球的基本原因。但是近年来温州模式赖以成功的先天优势已经逐渐失去，中国进入了高成本时代，尤其廉价劳动力的时代已经一去不返。没有了低成本，温州制造何以生存和发展？

　　第二，温州资本没有投资出路。现在一方面是温州中小企业很“差钱”，融资难，另一方面却是温州商业银行存款达到7000多亿元，周转于各地房地产市场、农产品市场、收藏品市场、PE市场的流动资金更数不胜数，充分说明温州庞大的资本没有投资出路，只能“流窜”于各种投资品市场。必须指出，温州资本不是不想转型升级，不是不想投资，但体制障碍总是无法逾越。所谓玻璃门、弹簧门都是假象，真相只有一个就是垄断门。国务院的新老36条是个好东西，但是“政令出不了中南海”，国务院一年发布上千份文件，各部门和各地方政府又都是“条条”和“块块”的利益主体，谁又关心这两个文件的落实情况呢？何况它们又不是法律！

　　第三，政府的“掠夺之手”雪上加霜。市场经济讲究一只“看不见的手”，即市场规律，但我国政府处处强调一只“看得见的手”，即政府干预。这只“看得见的手”到底是一只什么手呢？它支持的是逆世界潮流而动的“官办经济”，而不是“民办经济”，因此温州模式仅仅是一个区域性的经济模式，难以成为主导中国经济发展的模式；它制定了高昂的税负，使中小企业尤其制造业企业负担沉重；它制造了掠夺性的“官办商业银行体系”，将实业部门创造的利润源源不断地掠夺进政府的腰包；它制造了垄断性的国有企业部门，它们控制着中国的钱流（商业银行）、物流（民航、铁路、航运）、能源流（石油、煤炭、电力）、信息流（电信、邮政），占据在民营企业的产业链上游，源源不断地吸取民营企业创造的财富；更不用说民营企业所遭受的“吃拿卡要”等无处不在的腐败行为。因此毫无疑问，这只“看得见的手”是一只掠夺之手，它是温州模式走向衰落的直接力量。

　　冯立果为中国企联经济学博士

阿妞：没有了卡扎非的世界不好玩

的黎波里已经被叛军攻克。卡扎非无论死活，利比亚民众国的元首是当不成了。

俺突然莫名其妙地惆怅起来，觉得这个世界不好玩了。

俺觉得世界好玩，最开始是小时候听说赫鲁晓夫在联合国脱下皮鞋敲桌子。假如俺的小学老师脱下解放鞋敲讲台，俺都会觉得好玩。联合国里世界各国元首聚集，一个超级大国的光头在那讲台上脱下皮鞋敲桌子，能不好玩吗。什么叫国家元首？就是毛主席周总理那样的领袖人物啊。俺的大哥哥大姐姐们千里迢迢挤火车甚至步行去北京，到天安门广场红海洋里泡一整天，见到伟大领袖在城楼上挥一下手，一辈子都铭记那无比幸福的时光呢。如果到联合国大厅见到世界所有的主席总理元首聚集一堂，挥手的挥手，演说的演说，敲桌子的敲桌子，那真的是好玩至极啊。

由这样的贪玩好玩心理驱使，俺从小就听党的话，胸怀祖国，放眼天下，关心世界大事，特别是好玩的联合国。

联合国没有让俺失望，真的好玩。有一个非洲元首出场，他的名字头衔就念了半个钟头，翻译出来更叫棒：日月星辰天神地王驱邪镇魔金玉钻石珍珠甘泉紫露等等，世界文字语言里的高贵全部数尽，最后蹦出个只能音译的“蒙博托”——世界最穷的国家出产的地球上最高贵最富有的元首。据说朝鲜人民的太阳伟大与亲爱领袖从来都没有到联合国亮相的原因，就是因为这个蒙博托把世界语言里的最高级头衔都用光了。

俺后来真的学国际关系，还真的到联合国见习，还真的亲眼见到了壮观的场面：高矮胖瘦呲牙咧嘴西装革履马褂长袍珠光宝气戎装肩饰济济一堂。尤其是亲眼见到阿拉法特同志方格巾配游击服腰插闪亮驳壳枪，在讲台上昂扬激越。这位同志不但用战斗的一生换来了诺贝尔和平奖，还在把生命贡献给他的巴勒斯坦苦难人民之后，给爱妻留下了亿万财产，包括美国保龄球连锁的股票，让她几辈子都可以在法国幸福无忧。

最耐看的还是利比亚民众国的元首卡扎非同志。远洋货轮加飞机大队把一个军旅的特色帐篷行辕连带生牛活羊厨师伺应美女卫队全部运到美国，在联合国对岸的新泽西牧场安营扎寨。最具特色的卡式包头与绛紫长袍，前呼后拥浩浩荡荡进入联合国大厅，昂首阔步登上讲台，脸上的腱子肌肉让施瓦子内格那样的健美冠军臂膀上的二头肌都相形失色。最叫绝的是超过六个小时的马拉松演讲，滔滔不绝，当场累死三个同声翻译，唾沫把整个大厅的空椅子都淹没了。可惜届时俺已经没资格在联合国大厅就坐观看现场演出了。否则俺一定会成为唯一一个兴高采烈看完全部演出的现场观众，而跟卡扎非元首一道进入吉尼斯纪录。

其实卡扎非并不是联合国舞台上唯一的特型演员。他虽然杰出，但是红花要靠绿叶扶持，他有许多陪衬和搭档。独角戏无论怎么精彩，还是会单调的。比如美国前总统克林顿，刚刚在电视前向美国与世界人民憨态可掬地解释完“无性性关系就是无性关系就是无关系”的玄妙，立马又到联合国大厅数落卡扎非这样的元首的不检点，也很令人捧腹。意大利的那位花花公子浪荡总理爷，在联合国无法凑近卡扎非的美女卫队时的那个口水流满面的苦命相，也是很卖座的看点。

最遗憾的是那位被满世界的美女当成唐僧肉啃的前国际货币基金会总裁康同志。他本来应该是几乎无悬念地要登上法国总统宝座的一位伟大的社会主义者。现在美国当局已经明确宣布美女丑女吃他的唐僧肉不是他的罪行。估计法国人民还有充分的权利与机会让他荣登总统宝座代表风流倜傥的法兰西民族。可是，他如果当了总统，世界没有了卡扎非，他也就没有检阅卡扎非的美女卫队的机会了，他还愿意干法国总统这个苦差吗？即使他愿意干，咱们也看不到他跟卡扎非套近乎来引起卡上校的美女卫队青睐的娱乐镜头了。

还有一个不太娱乐化但是很有意思的传闻：中国专属的联合国副秘书长要换人，新的人选是中国前铁一哥刘铁军。他的提名已经初步获得联合国一致赞成。理由是：刘铁军任联合国副秘书长，主管联合国财政，定会以大跃进速度和效率一下子把破烂的联合国翻修一新，让中国追加二千亿美元联合国预算，联合国同意刘副秘书长截留两百亿。

更不太娱乐化的事儿当然更多：没有了卡扎非，利比亚要再花几年甚至几十年，才能在一窝子大小卡扎非中间经过斗兽场连续实况演出，最后杀出来这样一个真正代表600万利比亚人民的，镇得住世界60亿人的天才。

这可不是那么好玩的啊。

陌生的汉字

作者：老愚

诗人流沙河晚年变身福尔摩斯，意在勘察汉字的奥秘。继《流沙河认字》之后，新近又出版了《文字侦探——一百个汉字的文化谜底》。 破案，展示的是学养和智慧，有打通文脉的快感，自然也就有了无穷的乐趣。但最重要的在于，诗人渴望寄身之所。他要把自己浸泡在中国文化之海里，那是归家的感觉：夕阳西下，暮色四合，经年奔波的旅人窥见了自家的炊烟，听到了亲人的呼唤，“感谢古老的汉字，收容无家的远行客。感谢奇妙的汉字，愉悦避世的梦中人。”序言里这些动情之语，应是他的真心话。躺在汉字母亲怀抱里的，不只他一个人，书法爱好者，诗词吟咏者，举凡中华文化的信奉者，几乎都有类似的文化恋母情结：汉字可以收留一颗漂泊的灵魂，让他体会生趣，感受生命的无上愉悦。 有时端详简化字，怎么都觉得那不是字。钱钟书先生坚持自己的名字用正体字印刷，台湾作家齐邦媛女士在给大陆三联版《巨流河》的授权中，坚持用正体字写自己的名字。“汉字简化及拼音化是歧途”，“古文今译是毁灭中华文化的方式”，这是季羡林先生晚年给出的结论，他用正体字印刷五百套自己的全集，希望能全部卖出去。这些都表明，简化字损害了中国人的文化尊严，伤害了文化之根。 事实上，流沙河这本妙趣横生的小书，既是对汉字如何丧失文化尊严的案例阐释，也是对简化字专制的抗议。《文字侦探》貌似通俗，实则精妙。旁征博引，通幽洞微，他融合人生的经验和渊博精进的文史学养，对常见汉字进行全新解读，读出了一片新天地。许慎《说文解字》的一些谬误被他看破，有人讥讽其太过天马行空，怎么可以那么讲？ 不妨见识一下流沙河的侦探作风：“风”字繁体作“風”，从虫凡声。“凤”字繁体作“鳳”，从繁体字鳥，亦凡声。从虫与从鸟差不多，古人称鸟类为“羽虫”。甲骨文“风”与“凤”写法几乎相同，皆象鸟形，头耸冠毛，鼓翼奋飞。他由此发挥道：“风”“凤”最初本是一字。先民相信，刮大风是由于高天上过凤鸟。让人喟叹的是这样的闲笔：“忆我幼年，春末大风沙，吾母警告说：‘天上正在过九头虫！’” 再比如，“干”，“乾”，“幹”。流沙河解释道：“干”字原象盾牌之形，甲骨文“干”，矩形竖执的所谓挡箭牌，中有窥孔，上有饰缘，下有插杆。金文和篆文变形走样了。古人作战，执干遮挡矢石，冒着锋镝前进，遂有干冒、干犯、干扰、干预、干涉以及不相干之说。他说，“干”本是正体字，古已有之，今却被指定兼任“幹gàn”“乾gān”二字的简化字，这就弄出一堆问题，几个常用字煮成了一锅粥：“干部”本作“幹部”，原指树之主幹，主幹上有旁枝，树幹负担重任，遂有幹革命以及幹不幹之说；干支从幹枝来，十干配十二支，用纪年月日时。“幹”简化成“干gàn”，与“干戈”不相干。“乾”字，用于乾坤读qián，用于乾湿读gān。乾饭、乾脆、乾净、饼乾、薯乾、豆腐乾都简化成“干”，也与“干戈”不相干。三个风马牛不相及的gàn，如今混为一谈，神仙也难分清。 他对“家”的解说就更妙了。母系制社会，一家之中主政者为女性。婚姻制度“招郎上门”，男迁就女，这种行为叫家。他开玩笑地说，先民觉得这种行为，好比牵公猪往母猪那里进行配种，所以造出屋盖下一头豕的家字，作动词用。再看他的妙解：怎知那头并未标明性别的豕就是公猪？看甲骨文发现在腹下添一画，方知其为牡。牡豕曰豭jiā，四川人叫“脚猪”。豭声读讹了，错写成脚。他进而从社会和历史两方面举证：如今上门女婿仍被贱呼为“寄豭”，秦始皇下令：“夫为寄豭，杀之无赦！”   ——诸如此类有趣的解读，若看简化字则无从知晓字中乾坤。不认识正体字，几乎无法认识汉字的本意；不识正体字，无从感知中华文化。 简化字阉割汉字和汉语，造成字与意的断裂，将意象丰富便于识别的汉字，弄成了准拼音化的字符，意义皆由外力所强加，学会此种文字根本无法阅读古籍，也无从体会汉字之美，中国文化品格的养育更无从谈起。 历史上，汉字由繁入简，皆基于自身内在演变，有迹可循，一目了然。近代中国的汉字简化运动，是在五四新文化运动背景下，由一批冀望全盘欧化改变中国的激进者做推手的，喧闹妄为，令人侧目。对中华文化抱有信心的政府，是不会听之任之的。民国时期的简体字萌动，是在遵从正体字地位前提下的微小变动，正体字仍为标准规范汉字，繁简都作为规范汉字使用。1935年8月21日，国民政府教育部公布《第一批简体字表》，列出324字，当年十月，教育部颁发训令推行《第一批简体字表》，但第二年即停止执行此令。由此可见，在那个时代，中华文化仍旧具有强大的凝聚力，它拒斥那种一味追求效率的所谓改革。 中共执掌大陆后的简化字运动，是奔向拼音化目标的大跃进，三次简化字表，一次甚于一次——尽管第三次简化表因荒诞不堪，颁布不久即告失败，但已充分暴露出当政者摧毁中华文字的决心。他们视汉字为革命绊脚石，疯狂地对其大动手术，整个颠覆了汉字的表意系统，无情地肢解阉割了汉字，至此确立了简体字是唯一正体字的规范。   简化后的汉字其实已经不是汉字。有网友称，“简化字,就是把正体字砍头去尾,缺胳膊少腿后的结果”。汉字的美感荡然无存，辨识起来也相当困难。 简化字的极端就是符号化。表意文字离开了象形，变得无从认知——只剩下了字符，几乎不承载字本身蕴含的信息，汉字的表意功能基本丧失，沦为毫无美感的准拼音文字。今天的韩文和越南文便是典型代表，一个脱离汉字母体的文字，因为不再承载文化历史信息，变得苍白空洞。强制简化文字的结果是，造成一批批“识字文盲”：认字但不知文字为何物。脱离正体字的语文教学，因为丧失了词源学根据，被迫变成死记硬背的意义灌输，一个个汉字，就这样远离人们的本能认知，丢掉美和情感记忆，变成枯燥无味的单个符号。 毛泽东发起的延安文艺运动，假意让大众掌握文化，其实质乃是消灭中国数千年的文化传统，打掉知识分子的尊严，只有这样，流氓无产者才获得真正的领导权。革命逻辑习惯简化，把人和事物分为好坏两类，不容许中间物存在，这也是阶级斗争哲学的必然结果。人和事都简化了，也就好掌控了。消灭了那些表情达意的汉字，也就真正无产阶级化了。所以，简化字是一种自我隔绝意识形态的产物，既可以防止国民追寻传统，受礼义廉耻的熏染动摇革命意志，又可以隔绝港台文化侵蚀，在一个自封闭系统里为所欲为，实现其不可告人的愚民目的。 不受汉字特性约束的简化，剥夺了汉字的生命。意味，滋味，况味，诸多复杂情感和情绪是需要借助很不相同的文字表达的。在简化字状态下，人们普遍情感干瘪，意识偏执，文字苍白。   出于消灭汉字目的的简化字运动，撕裂人的正常认知活动，极其残酷地阉割了中华文化。学者傅国涌公布了一位不满简化字的香港朋友的信，他这样嘲讽简化字：“親不见，愛无心，產不生，廠空空，麵无麦，運无車，導无道，兒无首，佇无脚，飛单翼，湧无力，有雲无雨，開關无门，鄉里无郎，義成凶，魔仍是魔。”使用简化字会让有文化尊严的人极不适应，他们显然不能忍受肆虐的简化字。有网友在我的新浪微博里留言说，“我的台湾同学和香港同学跟我都是英语写电子邮件，他们看不懂简体字。”从政治实用的立场看，简化字已经成为中国统一的拦路虎。使用同一种文字的人，无法在书面语里获得认同。事实上，简化字系统体现的粗鄙化和流氓化等倾向，也排斥热爱中华文化的人士亲近故土。 更为可怕的是，在简化字孵育下长大的一代代年轻人，似乎患上了简化字依赖症——简化字符合以追求效率为最高目标的成功学要求。他们很难体会文化割裂的痛楚，多以复古守旧讥讽要求恢复正体字的呼声。 为正体字争取生存权的斗争，已经赢得了越来越多有识之士的支持。他们认为，识繁用简是权宜之计，不只是认，而是要用，让正体字变成唯一的文字，将非驴非马的简化字驱除出我们的文字系统，才是最后的目标。醒醒吧，每一个中国人的尊严都与此息息相关！ 当历经长期文化断裂的中国人终于找到自己的文化之根时，由汉字而来的争论就不是学者之间的学术斗嘴，而是事关中国人确立自身文化价值观的大事情。   堂堂正正的正体字，庇护一代又一代中国人的精神家园，我们要回来了。         期待这一天——汉字不再让我们陌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