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立果：温州模式死于政府掠夺之手

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是一只掠夺之手，它是温州模式走向衰落的直接力量

　　温州的企业倒闭潮越闹越大，越来越多的企业家选择了抛弃厂房设备跑路，也有企业家选择了跳楼自尽。这让我们联想起政治教科书里说的“经济危机”。事实上，本来这场危机是可以避免的，因为许多学者、机构在今年四五月份的调研都表明，这是一场比2008年还要严重的中小企业危机，需要政府采取针对性的救助措施，但由于政府讳疾忌医或者闭目塞听，总之像鸵鸟一样把眼睛和耳朵埋在沙漠里，任凭事态发展，才酿成今日之祸。温州企业家的跑路和跳楼，标志着中国这一自生自发于20世纪70年代的温州模式，正在衰落。温州模式留给中国的除了少数几个知名的大企业如德力西、正泰、人民电器等，大多数温州企业可能永远只能以中小企业的身份继续生存或死亡。

　　温州模式兴起于地方政府的不干预

　　温州这个海防前线的一个穷乡僻壤之地，居然成为一种经济模式，实在出乎中央计划者的意料，因为中央既没有给温州配置诸多政策资源，也没有建设许多国有企业。但恰恰因为缺少了中央政府的直接干预和管制，温州这种以工带农的“小商品大市场”模式才可能得以发展。阅读温州经济发展史，不难发现温州民营经济即使在计划经济鼎盛时期也有相当程度的发展，这与地方政府的“无为”和变通有很大关系；文革结束后，除了1984年前后遭受的短暂挫折（八大王的冤假错案）外，温州民营经济三十年来高速发展，地方政府则完全扮演了一个自由市场经济中“守夜人”的角色，比如只打击假冒伪劣，不干涉企业内政。因此温州模式的实质是“民有、民营、民享、民富”。这种市场经济中的“政企关系”是今天许多经济学家仍然梦寐以求而不得的。“无为而治”的政府管理，最大限度发挥了温州人血液中的商业文化基因和企业家精神，不但使温州经济成为一种模式，更使得中国制造的商品畅销全球各地，从而成为中国最早实施“走出去”战略的企业群体。

　　温州模式被逼无奈之下转向虚拟经济

　　温州模式的基本特征有三。第一是具有无可比拟的创业精神。不夸张地说，除了军火贩毒，天下没有温州人不敢干的生意。活跃的创业精神是市场经济永葆活力的必备条件。第二是做实业。温州人从做五金电器、制鞋、汽配等小商品制造起家，逐渐将生意扩展到诸多制造业门类，但总而言之是辛苦并踏实地做实业。第三是勇敢闯荡全球市场。温州人绝不局限于浙江市场、中国市场，相反而是勇敢闯荡世界各地，销售中国商品。这三点成就了温州模式，成就了中国制造在全球范围内的盛名。

　　但进入本世纪以来，温州模式发生了很大的转型，即企业家不再专注于实业，有的甚至不再做实业，而是转向了虚拟经济部门，包括炒房产、炒农产品、做PE。这也是为什么有人说“温州企业的倒闭破产、企业家的跳楼是活该”的原因，因为他们不踏踏实实的干实业。这话对于温州企业家来说是不公平的，因为整个中国制造业的营商环境太差了，利润太薄了，做实业太难了。举一个例子，2007-2010年间，中国企业500强中的近300家制造业企业的营业收入总和都占到500强总和的40%以上，而利润总额却只有500强总和的30%左右。相反同一时期，我国最大5家国有商业银行（工农建中交）的营业收入总额均只有500强总和的6%左右，但它们的利润总和却已经占到500强总额的27%左右。实业部门与银行部门存在悬殊的利润差距，长此以往，市场经济条件下资本流出实业部门是一种必然。

　　温州模式死于政府的掠夺之手

　　从概念意义上来说，温州模式从做实业转向做短期炒作、做金融，就意味着温州模式的死亡。第一，这说明温州创业精神的衰落。创业是艰难的，温州富二代没有几个愿意做累死累活又不挣钱的实业，而都愿意做来钱快的炒楼团，创业精神被侵蚀。第二，说明做实业是挣慢钱，但是企业家精神的完整体现；炒楼炒股是挣快钱，是短期投机行为，无关企业家精神。第三，2008年金融危机严重打击温州制造业，温州制造业的国际化也基本止步于“进出口贸易”。

　　然而，温州模式的死亡不仅在于概念层面，更是实质性的。2011年以来，我国采取了名义上稳健、实际上紧缩的货币政策，直接冻结了数万亿商业银行信贷资金，也使温州企业赖以生存的民间信贷系统面临崩盘。据报道，目前温州至少有80多家企业老板逃跑或倒闭，9月份发生26起，3名老板跳楼自杀。尽管官方尽量淡化这种危机的存在，同时试图亡羊补牢，但是无论如此，温州模式的衰落已经不可逆转。

　　第一，温州模式的先天优势已不再。温州模式是在满足计划经济造成的商品短缺而崛起的，中国的廉价劳动力为其提供了基础优势。这是温州商品能够畅销全球的基本原因。但是近年来温州模式赖以成功的先天优势已经逐渐失去，中国进入了高成本时代，尤其廉价劳动力的时代已经一去不返。没有了低成本，温州制造何以生存和发展？

　　第二，温州资本没有投资出路。现在一方面是温州中小企业很“差钱”，融资难，另一方面却是温州商业银行存款达到7000多亿元，周转于各地房地产市场、农产品市场、收藏品市场、PE市场的流动资金更数不胜数，充分说明温州庞大的资本没有投资出路，只能“流窜”于各种投资品市场。必须指出，温州资本不是不想转型升级，不是不想投资，但体制障碍总是无法逾越。所谓玻璃门、弹簧门都是假象，真相只有一个就是垄断门。国务院的新老36条是个好东西，但是“政令出不了中南海”，国务院一年发布上千份文件，各部门和各地方政府又都是“条条”和“块块”的利益主体，谁又关心这两个文件的落实情况呢？何况它们又不是法律！

　　第三，政府的“掠夺之手”雪上加霜。市场经济讲究一只“看不见的手”，即市场规律，但我国政府处处强调一只“看得见的手”，即政府干预。这只“看得见的手”到底是一只什么手呢？它支持的是逆世界潮流而动的“官办经济”，而不是“民办经济”，因此温州模式仅仅是一个区域性的经济模式，难以成为主导中国经济发展的模式；它制定了高昂的税负，使中小企业尤其制造业企业负担沉重；它制造了掠夺性的“官办商业银行体系”，将实业部门创造的利润源源不断地掠夺进政府的腰包；它制造了垄断性的国有企业部门，它们控制着中国的钱流（商业银行）、物流（民航、铁路、航运）、能源流（石油、煤炭、电力）、信息流（电信、邮政），占据在民营企业的产业链上游，源源不断地吸取民营企业创造的财富；更不用说民营企业所遭受的“吃拿卡要”等无处不在的腐败行为。因此毫无疑问，这只“看得见的手”是一只掠夺之手，它是温州模式走向衰落的直接力量。

　　冯立果为中国企联经济学博士

“占领华尔街”并非革命

眼下在美国多个城市掀起的“占领华尔街”运动，被誉为所谓“华尔街之春”，但其决不等同、甚至不能说类似于“阿拉伯之春”。华尔街上所发生的一切和革命扯不上任何关系。

这些支着帐篷拿着“苹果”来“革命”的美国青年们，想要的是一个理想中的美国，即从他们被送入幼儿园那天起一直到开始找工作之前，老师们为他们描述的那个美国。那个美国的银行家们个个都像亨佛莱·鲍嘉在好莱坞电影《龙凤配》中塑造的莱纳斯一样，善良正直。

唯一的问题是“革命者”们没有说清楚打算通过什么手段实现自己的目的，让华尔街的银行家们，也就是他们所激烈抨击的那1%改头换面。示威者们并不打算革命，他们只是寄希望通过强有力的街头表达来给连任前景日渐暗淡的奥巴马总统施加压力，再由白宫来给华尔街施加压力，让他们不要那么贪婪。大街上的景象或许会让不少远距离的旁观者有些兴奋，但就其最终效果而言，恐怕根本无法触动华尔街的一砖一石。

原因既是因为这场“占领”运动的参与者并不像他们自我标榜的那样代表了美国公众的99%。美国社会的玻璃天花板绝不存在于1%的金融寡头和其他所有人之间，实际上，剩下的那99%还要再被许多层玻璃天花板所分割。这也就是真正的社会最底层并没有参与到这场“占领”运动当中来的原因。他们可不打算用任何激烈的手段去得罪银行家和美国政府——他们的房子可还在人家手里呢。

另一个更为关键的原因是，“占领者”们没有实施手段的革命目标威胁到了美利坚帝国的根本，因而注定会遭到这个帝国所有组成部件的反对。银行家的贪婪固然要为美国中产阶级因为虚拟经济泡沫的破灭而导致生活质量下降负责，同时银行家的贪婪却也是这个帝国自诩为“山颠闪耀之城”的三大支柱之一。好莱坞、阿帕奇以及华尔街是美国构建世界秩序的基本力量，而倘若没有华尔街在全世界龙吸鲸吞来的金融资本，好莱坞会长满荒草，阿帕奇也会通身铁锈。

不眠的华尔街固然在美国国内使得很多人成为了金融危机的殉葬品，美国人当中却很可能只有1%想去触动这个制度，比如迈克尔·摩尔，真正的99%则是要保留这个制度。他们的沉默恰恰说明了这一点——尽管这些美国人可能并没有意识到保卫华尔街就是在保卫美利坚帝国，他们在未来数十年能不能继续昂首阔步于这个世界，美国还能不能靠借债和印钱来维持经济运转就取决于华尔街能否恢复往昔的不可一世。但能否把自发的旁观心态转变为自觉的“维稳”意识，就这场占领运动的前景而言其实并不重要。

最后也是最关键的一个使得华尔街可以面对试图“占领者”高枕无忧的原因是，他们已经找到了应对危机的办法，那就是屡试不爽的危机转嫁。

就在“占领”运动如火如荼的当下，金融资本们最关心的却是推动旨在迫使人民币按美国意愿确定升值幅度和速度的法案。中国对此作出的反应是一如既往地对美国进行苦口婆心的规劝，指出中美贸易不平衡和美国国内经济问题并不是人民币币值的原因。在论辩中对基本事实进行阐述当然是重要的，但在中美经济对话中，基本上不起作用。这个世界上很多争论并不是是非问题，而是立场问题。立场决定了对事实是否存在以及做何种解释的态度。

屡屡在国会力推上述法案的查尔斯·舒默究竟是在为谁说话？这位纽约州参议员值得注意的身份特征有三个：第一、他是典型的美国犹太人，曾经在以色利封锁加沙期间鼓吹对哈马斯进行“经济扼杀”（Strangle Economically）；第二、他是民主党中最坚决鼓吹金融自由的政治家，他在2008年前曾高声赞美的很多“金融创新”，在金融危机发生后被证明需要为这场危机负责；第三、来自金融行业的捐款是他竞选经费的最主要来源。这三条身份速写至少能证明一件事情：舒默参议员就是华尔街金融资本在国会山中的代言人。

即便当这种意志和美国多数公众的利益相敌对的时候，“舒默们”依然在竭力推动这份法案。即使人民币对美国国内经济形势完全无辜，即使中国货币大幅快速升值会让相当数量的美国人——至少超过1％——蒙受巨大损失，舒默还是要用人民币来充当华尔街的戴罪羔羊。

当然，中国更关心的是舒默的主意是否会成为美国的法律。或许是出于自我安慰吧，或者是对自己的经济力量有信心，中国更愿意在一边想美国表达不满的同时一边安抚自己的民众的情绪，特别是那些因为利润率不断下跌负债率不断提高而正在盘算着要不要跑路的老板们。这当然是可以理解的，但问题在于我们不能只是关心美国会不会通过这项法案；我们甚至也不能只是关心为了不通过这项法案，美国打算伸手向中国索取些什么，或者说再索取什么；我们更得关心是什么使得美国人至少华尔街养成了一种敲诈自己最大债主的习惯。习惯是怎么形成的呢？——习惯是累积在以往同样行为获得激励的基础上的。

华尔街无革命，砸烂一个旧世界不是这些“占领者”们所想所能：他们本无意于彻底掀翻支撑美国霸权的华尔街模式，更无力于触动美国向外转嫁经济危机的帝国。转自《国际先驱导报》

冯立果：温州模式死于政府掠夺之手

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是一只掠夺之手，它是温州模式走向衰落的直接力量

　　温州的企业倒闭潮越闹越大，越来越多的企业家选择了抛弃厂房设备跑路，也有企业家选择了跳楼自尽。这让我们联想起政治教科书里说的“经济危机”。事实上，本来这场危机是可以避免的，因为许多学者、机构在今年四五月份的调研都表明，这是一场比2008年还要严重的中小企业危机，需要政府采取针对性的救助措施，但由于政府讳疾忌医或者闭目塞听，总之像鸵鸟一样把眼睛和耳朵埋在沙漠里，任凭事态发展，才酿成今日之祸。温州企业家的跑路和跳楼，标志着中国这一自生自发于20世纪70年代的温州模式，正在衰落。温州模式留给中国的除了少数几个知名的大企业如德力西、正泰、人民电器等，大多数温州企业可能永远只能以中小企业的身份继续生存或死亡。

　　温州模式兴起于地方政府的不干预

　　温州这个海防前线的一个穷乡僻壤之地，居然成为一种经济模式，实在出乎中央计划者的意料，因为中央既没有给温州配置诸多政策资源，也没有建设许多国有企业。但恰恰因为缺少了中央政府的直接干预和管制，温州这种以工带农的“小商品大市场”模式才可能得以发展。阅读温州经济发展史，不难发现温州民营经济即使在计划经济鼎盛时期也有相当程度的发展，这与地方政府的“无为”和变通有很大关系；文革结束后，除了1984年前后遭受的短暂挫折（八大王的冤假错案）外，温州民营经济三十年来高速发展，地方政府则完全扮演了一个自由市场经济中“守夜人”的角色，比如只打击假冒伪劣，不干涉企业内政。因此温州模式的实质是“民有、民营、民享、民富”。这种市场经济中的“政企关系”是今天许多经济学家仍然梦寐以求而不得的。“无为而治”的政府管理，最大限度发挥了温州人血液中的商业文化基因和企业家精神，不但使温州经济成为一种模式，更使得中国制造的商品畅销全球各地，从而成为中国最早实施“走出去”战略的企业群体。

　　温州模式被逼无奈之下转向虚拟经济

　　温州模式的基本特征有三。第一是具有无可比拟的创业精神。不夸张地说，除了军火贩毒，天下没有温州人不敢干的生意。活跃的创业精神是市场经济永葆活力的必备条件。第二是做实业。温州人从做五金电器、制鞋、汽配等小商品制造起家，逐渐将生意扩展到诸多制造业门类，但总而言之是辛苦并踏实地做实业。第三是勇敢闯荡全球市场。温州人绝不局限于浙江市场、中国市场，相反而是勇敢闯荡世界各地，销售中国商品。这三点成就了温州模式，成就了中国制造在全球范围内的盛名。

　　但进入本世纪以来，温州模式发生了很大的转型，即企业家不再专注于实业，有的甚至不再做实业，而是转向了虚拟经济部门，包括炒房产、炒农产品、做PE。这也是为什么有人说“温州企业的倒闭破产、企业家的跳楼是活该”的原因，因为他们不踏踏实实的干实业。这话对于温州企业家来说是不公平的，因为整个中国制造业的营商环境太差了，利润太薄了，做实业太难了。举一个例子，2007-2010年间，中国企业500强中的近300家制造业企业的营业收入总和都占到500强总和的40%以上，而利润总额却只有500强总和的30%左右。相反同一时期，我国最大5家国有商业银行（工农建中交）的营业收入总额均只有500强总和的6%左右，但它们的利润总和却已经占到500强总额的27%左右。实业部门与银行部门存在悬殊的利润差距，长此以往，市场经济条件下资本流出实业部门是一种必然。

　　温州模式死于政府的掠夺之手

　　从概念意义上来说，温州模式从做实业转向做短期炒作、做金融，就意味着温州模式的死亡。第一，这说明温州创业精神的衰落。创业是艰难的，温州富二代没有几个愿意做累死累活又不挣钱的实业，而都愿意做来钱快的炒楼团，创业精神被侵蚀。第二，说明做实业是挣慢钱，但是企业家精神的完整体现；炒楼炒股是挣快钱，是短期投机行为，无关企业家精神。第三，2008年金融危机严重打击温州制造业，温州制造业的国际化也基本止步于“进出口贸易”。

　　然而，温州模式的死亡不仅在于概念层面，更是实质性的。2011年以来，我国采取了名义上稳健、实际上紧缩的货币政策，直接冻结了数万亿商业银行信贷资金，也使温州企业赖以生存的民间信贷系统面临崩盘。据报道，目前温州至少有80多家企业老板逃跑或倒闭，9月份发生26起，3名老板跳楼自杀。尽管官方尽量淡化这种危机的存在，同时试图亡羊补牢，但是无论如此，温州模式的衰落已经不可逆转。

　　第一，温州模式的先天优势已不再。温州模式是在满足计划经济造成的商品短缺而崛起的，中国的廉价劳动力为其提供了基础优势。这是温州商品能够畅销全球的基本原因。但是近年来温州模式赖以成功的先天优势已经逐渐失去，中国进入了高成本时代，尤其廉价劳动力的时代已经一去不返。没有了低成本，温州制造何以生存和发展？

　　第二，温州资本没有投资出路。现在一方面是温州中小企业很“差钱”，融资难，另一方面却是温州商业银行存款达到7000多亿元，周转于各地房地产市场、农产品市场、收藏品市场、PE市场的流动资金更数不胜数，充分说明温州庞大的资本没有投资出路，只能“流窜”于各种投资品市场。必须指出，温州资本不是不想转型升级，不是不想投资，但体制障碍总是无法逾越。所谓玻璃门、弹簧门都是假象，真相只有一个就是垄断门。国务院的新老36条是个好东西，但是“政令出不了中南海”，国务院一年发布上千份文件，各部门和各地方政府又都是“条条”和“块块”的利益主体，谁又关心这两个文件的落实情况呢？何况它们又不是法律！

　　第三，政府的“掠夺之手”雪上加霜。市场经济讲究一只“看不见的手”，即市场规律，但我国政府处处强调一只“看得见的手”，即政府干预。这只“看得见的手”到底是一只什么手呢？它支持的是逆世界潮流而动的“官办经济”，而不是“民办经济”，因此温州模式仅仅是一个区域性的经济模式，难以成为主导中国经济发展的模式；它制定了高昂的税负，使中小企业尤其制造业企业负担沉重；它制造了掠夺性的“官办商业银行体系”，将实业部门创造的利润源源不断地掠夺进政府的腰包；它制造了垄断性的国有企业部门，它们控制着中国的钱流（商业银行）、物流（民航、铁路、航运）、能源流（石油、煤炭、电力）、信息流（电信、邮政），占据在民营企业的产业链上游，源源不断地吸取民营企业创造的财富；更不用说民营企业所遭受的“吃拿卡要”等无处不在的腐败行为。因此毫无疑问，这只“看得见的手”是一只掠夺之手，它是温州模式走向衰落的直接力量。

　　冯立果为中国企联经济学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