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元前11世紀，位於西北的周人擊敗了中原的商人。周統治了中國後，便封土地建諸侯，分封親戚，建立了自己的封建王朝。
周朝的土地制度是"井田制"。井田制是這樣一種土地制度：將封建領主的土地每方裡按"井"字劃做九區。"井"字中間一區為公田，余八區為私田。受封的諸侯、大夫等大小領主是土地的所有者。他們自己不耕種，而是將"私田"授予農奴們去耕種。作為交換，農奴們必須為領主服勞役，替領主耕種"公田"。
這個土地的所有權是世襲的，土地領主也是世襲的。農奴隸屬于土地，也是被世襲的。土地領主封地的大小是固定的。因此土地領主、農奴每年的收入基本上都是固定的。
這樣，諸侯、大夫、士等大小不同的土地領主的財富，便因擁有土地多少的不同而呈等級排列，並且是固定不變的。這就構成了周朝等級禮制的經濟基礎。
同為封建土地制，井田制與歐洲中世紀的莊園制就大不相同。歐洲的莊園結構通常是以基督教堂為中心，農奴的房舍居其周圍。整個莊園被一個以教堂為中心的十字型道路劃分為四塊。領主的直領地與農奴使用的份地具呈條塊狀相互交織在一起，分散在四區之中，並無中央與周邊之分。這種莊園制是一種開放的、靈活的封建土地制。與將公田置於中央的井田制有很大的不同。
井田制將份地置周圍的"中央集權式"的格局，是一種封閉的、僵化的、靜止型的土地制度。不利於土地的開墾。
隨著生產工具的進步，原來的沼澤、森林逐步被人開發為新的耕地。但是這些新的小面積不規則的耕地，既不能被劃成新的井田，又不可能被歸之於舊的井田之中，於是新的土地制度便開始出現了。
土地領主將土地全部交給農民耕種，自己則按畝收實物地租。這樣做不僅適應了土地變化的需要，增加了領主的實際收入，並且領主們不用再蓄養監工來監督，或強制農奴們在公田中勞動。對農民來說，因可以多勞多得，也提高了勞動積極性。
這種新的土地制度正式登上歷史舞臺，明確見載於史書的，是春秋中葉的西元前594年，即魯宣公十五年的"初稅畝"。"初稅畝"就是"履畝而稅"、"非公之去公田而履畝"⑴
這種土地制度得到全面推廣，始于戰國時期秦國的商鞅變法。"及秦孝公用商君，壞井田，開阡陌，急耕戰之賞......"⑵
土地制度改革是商鞅變法的主要內容。在變法中，商鞅積極發展農業，廢除世襲井田，鼓勵墾荒，確立土地私有，允許土地買賣。
至此，中國經濟開始由封建領主制經濟轉變為地主-小農制經濟。
這種土地制度的轉變，是春秋戰國時期社會變化的一個主要內容。井田制是周朝等級禮制的經濟基礎。井田制的破壞，必然導致了周朝禮制的崩潰。所以春秋戰國在儒生的眼中，是一個"禮崩樂壞"的亂世。
井田制雖然被歷史淘汰了，但是周代的等級禮制，以及與等級禮制相配套的等級財富觀念，卻沒有被歷史淘汰，而是頑強地生存下來，受到了儒生們的鼎力推崇，並最終得以發揚光大。
"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貧而患不安"⑶（《論語?季氏》）。孔丘這句教育弟子的苦口婆心話，明確表達了儒教的財富觀。
這句話乍一看，易被人們誤解。因為"患不均"很容易使人將之與農民起義中常提出的"均貧富"相混淆。這二者是不同的。"均貧富"中的"均"是"平均"的意思，他是農民對中國社會中存在的嚴重的貧富兩極分化的一種反抗。而孔丘"患不均"的"均"卻是"均勻"的意思，即是財富按等級進行分配。
表面上，儒教的這種財富等級分配原則很合理，和農民們的平均主義相比，他更理性，更符合人性。
然而，儒教的等級並不是按人為社會所作的貢獻的大小、按人的實際能力來劃分。而是按人的宗族血緣、門第出身來劃分。且這種按血緣劃分出來的等級，還是世襲和永世不得變動。儒教的等級是一種不公正的、僵化的等級。儒教所追求的財富分配等級均勻，並不是動態的等級均勻，而是一種靜態的、僵化的等級均勻。
儒教所以將"患不均""患不安"這種靜止的財富觀作為自己的理想，是因為它相信安定和靜止是人內心真正的渴望，是人的終極追求。認為人們追求變化的欲望是外在的，是人受到外界的種種誘惑才產生的，並不是與生俱來的。儒教的這種靜止的財富觀，是其人性本善哲學觀的一種延伸。
因此，為了使人們能過遵守儒教的財富觀念，孔丘便竭力勸導人們要能抵抗外界的誘惑，擯棄自己內心的欲望，以做到"不患寡"、"不患窮"，固守自己的貧窮。
子曰："飯疏食，飲水，曲弘而枕之，樂亦在其中矣......"⑷（《論語?述而》）（吃粗食，喝白水，彎起胳膊當枕頭，快樂也就在裡面了）
子曰："賢哉，回也！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人不堪其憂，回也不改其樂。賢哉，回也！"⑸（《論語?雍也》）
子曰："回也，其庶乎，屢空。賜不受命，而貨殖焉，億則屢中。"（顏回呀，他的道德修養已經差不多了，可是他很貧窮。端木賜不聽天命，而去做生意，猜測市場行情，往往猜中。）⑹（《論語?先進》）
子曰："君子喻于義，小人喻於利。"⑺（《論語?裡仁》）
子曰："君子固窮，小人窮斯濫矣。"⑻（《論語?衛靈公》）（君子能固守貧窮，小人窮了就會亂來）
在遏制人的內心欲望方面，李耳尚是孔丘的老師：
"不尚賢，使民不爭；不貴難得之貨，使民不為盜；不見可欲，使民心不亂。"⑼（《老子?第三章》）
"絕聖棄智，民利百倍；絕仁棄義，民複孝慈；絕巧棄利，盜賊無有。"⑽（《老子?第十九章》）
"天下多忌諱而民彌貧；民多利器，國家滋昏；人多技巧，奇物滋起；法令滋彰，盜賊多有。"（11）（《老子?第五十七章》）
"小國寡民。使有什佰之器而不用，使民重死而不遠徙。""雖有舟輿，無所乘之；雖有甲兵，無所陳之；使人複結繩而用之。""甘其食，美其父，安其居，樂其速。鄰國相望，雞犬之聲相聞，民之老死，不相往來。"（12）（《老子?八十章》）
在追求自己的財富觀時，孔丘、李耳關注的是人的內心修養。而孟軻比他老師更上一層樓，他關心的是社會制度。
孟軻對周代的井田制一往情深。他將實行井田的周代社會描繪成一個幾近完美的田園社會。而對商鞅坡壞井田制的變法恨之入骨。
面對"禮崩樂壞"的事實，孟軻發現單單象孔丘一樣簡單地將追逐利益者罵做"小人"已無濟於事，阻擋不了人們對財物的追逐和社會的變化，於是他採取了現實的、以退為進的策略，奉勸、遊說統治者對被老百姓作戰術讓步，施行"仁政"：
"土地不用開闢，百姓不用遷居，只要施行仁政，就沒人能夠阻擋。"（13）（《孟子?公孫醜上》）
"一個國家的疆土即使只有方圓百里，照樣可以取得天下。大王如果對百姓施行仁政，省免刑法，減輕稅收，讓百姓深耕細作，及時除草；讓年輕人利用閒暇時間學習，培養孝敬、愛悌、忠誠、信義這些品德，在家用來侍奉父母兄長，在社會上用來侍奉上級領導，如果這樣，即使讓他們手拿棍棒也足以抗擊身批鐵甲、手持銳利兵器的秦、楚的軍隊了。"（14）（《孟子?梁惠王上》）
統治者要想得到百姓們的擁護，使自己的統治更加穩固、天下無敵，就要施行"仁政"，就要"代表最廣大人民群眾的利益"，就要對老百姓好一點，制止亂收費，切實減輕農民負擔，給老百姓一條活路，讓老百姓擁有"恆產"，因為"沒有固定的財產卻有堅定的道德，只有士才能做到，至於老百姓，沒有固定的產業也就沒有堅定的道德了。如果沒有了道德，就會為非作歹，違法亂紀，無所不為了......"（15）（〈孟子?梁惠王上〉）
那麼，孟軻所說的"恆產"的標準是什麼呢？"是故明君制民之產，必使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樂歲終身飽，凶年免於死亡......"（16）（《孟子?梁惠王》）
原來是"終身飽""免於死"。也就是今天的"生活最低保障"而已。
為了"均""安"，孔丘號召大家固窮安貧。孟軻則力勸政府施行"仁政"，這也算是儒教的"與時俱進"吧！
面對固守舊制、反對變法的儒生們，法家也是針鋒相對的。對儒教這種固窮的財富觀，商鞅一針見血地指出，以儒治國，"敵至必削，不至必貧。"（敵人來了必定割地賠款，敵人不來必定貧窮。）（17）（《商君書?農戰》）
孟軻的預言是錯的，商鞅的預言是對的。受孟軻蠱惑的六國，沒能做到"仁者無敵"，反倒先後亡了國。實行商鞅變法的秦國，倒是真的天下無敵，消滅了六國。
雖然儒生們恢復周代舊制的夢想破滅了，但是，他們的思想在漢代又得到了復興。由於專制者的推崇和灌輸，儒教的義利觀和財富觀也日漸深入人心，獨佔了中國人的心靈。
直到今天，大多數的中國人仍用儒教的眼光看待財富，用儒教的君子、小人觀來衡量周圍的人。"無奸不商"仍是人們信奉的教條，統治者施行的仍是孟軻所謂的"仁政"。
正是儒教靜止、固窮的財富觀，阻礙了中國社會的經濟發展，導致了中國社會的整體貧窮。商鞅的預言："敵至必削，不至必貧"也成了中國歷代王朝的宿命。
從西周到今天，中國已經經歷三千年了。在"地球村"裡是個地道的老戶了。雖然"家"裡人丁興旺，但卻比許多人丁稀少的新戶貧窮得多。若按人均收入一算，就更是可憐。只能在"村"裡的二百多戶人家中排倒數二十位前後，與一些貧窮的非洲國家為伍。
雖然如此，但中國人的自我感覺卻要比那些貧困弟兄們好得多，竟然常常以小康自居。中國，一個自欺欺人、死要面子的老破落戶。
當中國人在西元前11世紀建立封建制度時，歐洲還處在氏族社會。當中國的封建社會在西元前4世紀終結時，歐洲仍處在氏族社會。當歐洲蠻族摧毀了羅馬帝國建立了封建王國之時，是在西元５世紀，比中國的西周要晚一千六百年，其封建制的崩潰是在17世紀，要比中國的戰國末年晚二千餘年。這似乎很值得中國人自豪一番。
但是，歐洲封建制崩潰後，產生了資本主義經濟，這使得歐洲國家迅速致富，後來居上。
而中國的封建制崩潰後，產生的卻是小農經濟，國民經濟因此一直在原地打圈圈，不肯前進。這是為什麼？
在"禮崩樂壞"的春秋戰國時期，中國的商人們能夠叱吒風雲，左右政局、影響國家前途，資本主義的"萌芽"是那樣的茁壯，資本主義經濟基礎是那樣的雄厚，竟然沒能產生出與之相應的"上層建築"。資本主義就是沒有產生在中國，直到今天，仍沒有誕生，這又是為什麼？
周朝所建立的封建制和歐洲中世紀的封建制是不同的。它們的區別之一是，取代羅馬帝國的法蘭克王國的查理大帝向諸侯分封土地的原則是軍事功績。而周人分封土地的原則是血緣關係，是所謂的"親親建國"。
中國周代受封的諸侯宗族，是嚴格遵守周人制定的宗法制度的。因此中國周朝所建立的封建制，其實是宗法封建制。
西周的這種宗法封建制在建立之初，就埋下了潛在的矛盾：宗法制度與莊園經濟之間的矛盾。
宗法制度，是一種以血緣原則建立的社會制度。其實踐的結果之一，就是使家庭而非個人成為了社會的基本細胞。
中國的家庭因宗法制度而變得自我封閉。這種封閉性使得每個家庭對本家庭之外的公共勞動帶有強烈的抵觸情緒，並且使得家庭與家庭之間缺乏合作精神。而莊園經濟，恰恰需要農奴家庭為領主勞動，並需要農奴家庭之間的相互合作。這種矛盾抵觸的存在，使得周人的井田制得不到很好的貫徹，而在歷史中顯得面目模糊。這種模糊的井田制也只維持了四百年，便開始瓦解了。
這種矛盾性可以從西周的詩歌集《詩經》中體現出來。在其中有關勞動的詩篇中，基本上都是反映農夫們的嗟歎哀怨、憤憤不平的。《詩經》中的三百首詩，還是經孔丘從西周流傳下來的三千多首詩中嚴格挑選出來的符合自己教義的詩。三百首之外更多的詩，因不符合儒教教義，而被孔丘無情地刪去了。在那些被刪去的詩中，可以想像得出，反映農夫們抱怨和反映階級矛盾的詩歌會更多。
如前文所述，雖然儒生們很反對法家的法治，但在事實上，中央集權不僅沒有破壞宗法制度反而加強了宗法制度。同樣，在春秋戰國時期，法家的土地私有化變革，雖然在形式上破壞了井田制而遭到了儒生們的反對，但在事實上，土地私有之所以是不可擋，之所以能提高農民的勞動積極性，其主要原因就是他更加符合了人們以家庭為單位的小農耕作的願望，更加符合了宗法思想的要求。
土地私有化後，原來的土地領主與農奴的關係，就變為了地主與佃農的關係。這種關係是非世襲的、市場化的租佃契約關係。佃農只要向地主交納實物地租，就可以耕種地主的土地，並且這些土地可以自由買賣。佃農如能攢足夠的錢，也可以購買土地，成為自耕農，甚至地主。這種新的土地制度，給了農民們一個希望，讓他們可以抱著無限美好的憧憬為自己的小家庭辛勤耕作了。
"福"和"富"是中國人的追求，但這種追求，不過就是"一口田"而已。這樣，小農家庭就變成了勞動的基本單位。地主的土地再多，也是將土地租給一個個小農家庭去獨立耕作。就是那些田連阡陌的大地主，也不能例外。正是家庭成為了勞動的基本單位，使得中國形成了獨特的小農經濟。
與中國小農經濟相比較的，是歐洲中世紀的封建莊園經濟。
與歐洲封建莊園一同建立的，是基督教信仰。這種信仰使得基督教堂成為了莊園地理和精神的中心。基督教和宗法制度最顯著的差別在於：宗法制度的原則是血緣，它使得血緣成為人與人之間的唯一紐帶，它使得家庭成為社會的基本細胞；基督教的原則是超血緣的，它使得超血緣的上帝成為人與人之間的聯繫紐帶，它使得個人成為了社會的基本細胞。
這樣，歐洲人便很容易衝破小家庭觀念的束縛，實現社會化合作。正是基督教為歐洲中世紀莊園所需要的合作勞動提供了價值基礎。這種價值基礎不僅使歐洲的封建制生存了近千年之久，並且使封建莊園經濟轉化為資本主義經濟成為可能。因為資本主義經濟，是這種超越家庭觀念、社會化合作的進一步發展。
讓我們來聽一聽，在歐洲中世紀莊園中的基督教堂裡，神甫們都給莊園主和農奴們講了些什麼：
六日你要作工，第七日要安息，使牛、驢可以歇息，並使你婢女的兒子和寄居的都可以舒暢。（出23：12）
雇工人的工價，不可在你那裡過夜留到早晨。（利19：13）
若有外人在你們國中和你同住，就不可欺負他。和你同住的外人，你們要看他如本地人一樣，並要愛他如己。（利19：33）
你在田間收割莊稼，若忘記一捆，不可回去再取，要留給寄居的與孤兒寡婦。這樣，耶和華你神比在你手裡所辦的一切事上賜福與你。你打橄欖樹，枝上剩下的不可再打，要留給寄居的與孤兒寡婦。你摘葡萄園的葡萄，所剩下的不可再摘，要留給寄居的與孤兒寡婦。（申24：19）
有施散的，反更增添；有吝惜過度的，反致貧乏。（箴11：24）
好施捨的，必得豐裕；滋潤人的，必得滋潤。（箴11：25）
欺壓貧寒的，是辱沒造他的主；憐憫窮乏的，乃是尊敬主。（箴14：31）
戲笑窮人的，是辱沒造他的主；幸災樂禍的，必不免受罰。（箴17：5）
貧窮人，你不可因他貧窮就搶奪他的物，也不可在城門口欺壓困苦人。（箴22：22）
周濟貧窮的，不至缺乏；佯為不見的，必多受咒詛。（箴28：27）
學習行善，尋求公平，解救受欺壓的，給孤兒伸冤，為寡婦辨屈。（以1：17）
那行不義蓋房，行不公造樓，白白使用人的手工，不給工價的，有禍了！（耶22：13）
......
在歐洲中世紀的莊園中，教堂不僅是傳播基督教義的中心，並且祂本身就是階級矛盾的緩衝器，是友愛和睦的紐帶，是愛的源泉。
最近，在巴黎附近的一個修道院中，發現了查理曼時代的莊園薄記。其中詳細記錄了農奴們每天的工作情況，並且生動具體地描寫了生活的各個方面。
英國倫敦大學經濟史教授根據其中一部分記錄，以一個農奴的情況為例，用現代語言編譯了《農夫波多》一文。
文中以相當多的篇幅描述了農奴們互相幫助、互相愛護、友好相處的具體細節。這和中國《詩經》中所反映的流離嗟怨的農奴生活形成了鮮明的對比。
孟軻對井田制的美好想像："死徙無出鄉，鄉里同井。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則百姓親睦。"（《孟子》）並沒真的出現在中國，而是出現在了歐洲。這和儒教所標榜的"天下為公""選賢與能，講信修睦""人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老有所終，壯有所用，幼有所長，矜寡孤獨廢疾者，皆有所養"的大同理想，（18）（《禮記?禮運》）沒有在中國實現，反而在今天的歐美國家得到實現，是一回事。
這是怎麼一回事？難道真的像有人所說的儒教跑到歐美了嗎？非也！
魔鬼的嘴巴似蜜糖，而其心如蛇蠍，其果是苦毒的。
上帝的言詞是苦的、嚴厲的，而其心是愛人的，其果是甘甜的。
如是而已。
中國封閉的地理環境，最終阻擋了秦國戰車的車輪向外擴張。當秦帝國開始築長城壘院牆時，曾經有利於開疆擴土的耕戰政策也開始悄悄地發生著變化。
由於疆域的固定和人口的增長，使土地資源變得有限。在受限的土地面積上，人們增加財富的方式開始由"勤"轉向"儉"。人們對幸福的理解，開始由奮鬥變為知足。這時，儒教靜止的財富觀，又漸漸得到人們的認可。這就為儒教在漢代重興打下了基礎。
儒生們的努力雖然沒能保得住井田制度，但是，其封閉、靜止的財富觀，最終在一個更小的、也更牢固的單位--家庭中得到了實現。
儒生們不知道，他們曾拼命反對的"暴秦"，以法治一統天下後，恰好為儒教、宗法思想的再度振興提供了一個大一統的平臺。孔孟曾竭力所維護崩潰的井田制度和反對土地變革，恰恰為儒教、宗法思想提供了一個更廣泛、更扎實的經濟基礎。
中國的歷史證明，儒家思想和小農家庭結合而形成的小農制經濟是很成功的。隨著漢代儒教獨尊，這種以宗法制度和儒家思想為依託、以小農家庭為勞動基本單位的小農制經濟也成熟定型。一直延續到今天。
小農制經濟其實是導致中國人民貧窮、多災多難，商業落後的一種經濟體制。
太極圖，大是個封閉圓圈，小還是個封閉的圓圈。中國社會同樣是一個大的封閉的圓圈。一個個小農家庭，又是一個個小的封閉的圓圈。男耕女織，自給自足。封閉的小農家庭，正如一顆顆堅硬的沙粒。
由於自身的封閉性，這些"沙粒"之間很難相互連接和相互合作。其數量雖多，但終是一盤散沙。小農制經濟是中國人不團結的經濟基礎。
小農們這種"各人自掃門前雪、勿官他人瓦上霜"的缺乏團結合作的狀態，正是專制政府所要求的。不能相互團結、一盤散沙的民眾，使得專制權威幾乎受不到任何制約和挑戰。眾多的小門小戶的小農們，根本沒有資格與皇帝、官僚機構討價還價。他們對專制政府的唯一的選擇，就是逆來順受和服從。
在這種背景下，農民的勞動所得是沒有保障的。他隨時都可能被皇帝攤派下來的苛捐雜稅搜刮殆盡。農民們的貧富，從根本上來講，並不取決於自己的辛勤程度，而是取決於皇帝是否仁慈。
不能團結的小農們除了像祈禱龍王降雨一樣祈禱皇帝仁慈之外，別無其他選擇。
中國的歷史告訴我們，皇帝們並不是聖人，他們同樣是有七情六欲的凡夫俗子。不受任何制約的帝王總是窮奢極欲。於是貧窮也便成了中國百姓們的宿命。
中國的百姓雖然人數眾多，但力量卻很微小。這種微小的民間力量和強大的專制力量的懸殊對比，使得中國皇帝與百姓的關係最終成了魚翁與魚鷹（一種由人飼養，可以捕魚的飛禽）的關係：魚翁用根繩子將魚鷹的脖子系住，讓魚鷹餓著肚子憑著本能捕魚。魚鷹捕到了魚，但因脖子上系著繩子而無法下嚥。魚只好被漁翁掠去。這樣，魚鷹周而復始地為魚翁勞動著，直到漁翁心滿意足了，才會將他們脖子上的繩子解開，讓他們下嚥幾條小魚來維持自己的生命。而魚鷹可下嚥魚的數量與其勞動量是沒什麽關係的，他完全取決於漁翁的心情好壞。
中國的百姓就像這些沒腦子的魚鷹，既不知道通過立法來限制政府，又不會組織工會來保護自己，只知道憑著動物似的本能去辛勤地"捕魚"。
他們在捕魚的時候，總是認為"魚"會下肚，但"魚"總是被蹲在一旁的"魚翁"--專制政府掠走......這種的悲劇年復一年地上演，但他們卻從不停下來思考一下，這是為什麼？
今天，中國仍是滿大街的"駱駝祥子"，懷揣著對未來小日子的憧憬，在烈日下奔跑著......
中國皇帝和權貴們的窮奢極欲，迫使中國的百姓變得即勤又儉。這種被迫的勤儉，是無知與怯懦的產物，很難稱之為美德。如果算是美德，那也是奴才的美德，是別有用心的統治者所宣傳的美德。
奴性十足的、怯懦的中國人，願意用一百滴汗水去換取財富，而不知、也不敢用半滴鮮血來保衛自己的勞動所得。直到今天，仍是這樣。
中國男耕女織的小農生活，遠沒有人們所想像的牧歌式的田園生活那樣美好。社會是處於運動之中的，人口是不斷增長的。不斷增長的人口，只能使人們更多地向自然索取。這必然就要打破自然原來的平衡。
失去平衡的自然，會通過自己的方式來報復人類。比如中國歷史中常見的水、旱、蟲、蝗等災害。
人類偷吃智慧果，被趕出了伊甸圓。從此，人類就失去了與自然的和諧關係，不得不與自然處於緊張對立之中。逆水行舟，不進則退。在這種緊張的對立關係之中，不是人類戰勝自然，而是自然肆虐人類。
在這種殘酷的現實面前，躲避是沒有用的。儒教和道教對那種"甘食美服，安居樂俗，老死不相往來"及"民知其父，不知其母，與糜鹿共處，耕而食，織而衣，無相害之心"（19）（《莊子?盜蹠》）生活的憧憬和嚮往，表面上好像是對伊甸園不切實際的留戀，實際上，這是魔鬼的伎倆。他故意隱瞞了人類偷吃智慧果的情節，使人一味地沉湎於對伊甸園的幻想，留戀過去，不肯面對現實，使人們用靜止的倒退的眼光而非運動的眼光來看待社會和自然；使人在與自然的對峙中，不去努力讓自然為人類服務，而是讓人束手待斃，任憑自然的凶虐蹂躪。
小農經濟因普遍的貧窮以及其對社會合作的排斥，使得散漫、無組織、個體主義的小農們在反復無常的自然面前束手無策。小農們除了磕頭燒香祈求龍王之外，只能依賴政府。
但是信奉儒教天人感應的官員們，並不積極地組織大家進行一些如修築大規模水利工程、防洪排澇、除蟲滅蝗、植樹造林等改造自然的活動，而總是將災害視為天相運行的結果："太歲之數在陽為旱，在陰為水"(20) "歲在金，穰；水，毀；木，饑；火，旱。"(21) 或是將自然災害看成上天的譴責，將蟲、蝗等災害之物視為天物，不敢稍加毀滅，一任他們肆虐百姓，只知淨身焚香、固步自封、檢討自身品行的得失，以求以誠意感動上蒼收回懲罰。
當然，在中國的歷史中也有個別的不信天人感應之邪而帶領群眾興修水利的官員，但他們畢竟只是另類。他們一死，也就人亡政息了。他們的建樹也就很快廢馳湮滅了。
中國因此成了一個多災多難的國家："六歲穰，六歲旱，十二歲一大饑。"(22) "三歲而一饑，六歲而一衰，十二歲而一康（康：荒也）"(23)
"六歲一饑，十二歲一荒"(24)......
英國學者李約瑟（joseph needham）曾對此進行過統計："中國每六年有一次農業失敗，每十二年有一次大饑荒。在過去的二千二百多年間，中國共計有一千六百多次大水災，一千三百多次大旱災。很多時候，旱災及水災在不同的地區同時出現。"(25)
這裡指的都是災區廣闊、危害嚴重的大災荒，區域性的小災荒，尚不算在內。
中國的"自然"災難之多，堪稱世界之最。歐美人稱中國為"Land of famine"（災荒之國）實不過分。
在這個"災荒之國"中，水、旱、蟲、蝗等所謂天災，其實皆為人禍。
就像今天幾年一次的"百年不遇"的大洪水及愈刮愈猛的沙塵暴一樣，並不是什麼天象運行、環境氣候變化的結果，而完全是政府失職所致。
自然環境是有變化，但其變化的原因仍是人禍。
中國歷史上的災難，與政府行為密切相關的。每當一個王朝黑暗腐敗之時，"自然"災害就發生得格外頻繁，破壞力也格外強烈。
儒教的"天人感應"的最終的結論，不是讓皇帝、官員們積極振作，整頓吏治，興利除弊，而是誘使他們焚香磕頭，做個表面的道德有失的檢查，或下個罪己詔，來祈求和感應上天收回災難。
這就是魔鬼的伎倆，它的話總是有幾分道理，能夠迷惑世人，但其最終結果是引誘人類走向深淵。
中國的災荒記錄，呈現出明顯的週期性。而這恰好符合了儒教所謂的天象週期運行的理論。難道中國的"自然"災難真的是天象運行的結果，真是天意難違？
是先有了週期性的災難，才有了天象迴圈學說？還是先有了天象迴圈學說，後有了週期性的災害？學者們、政治家們可以以此為題目做個社會實驗。在同樣週期迴圈的"天象"下，改變官員的思想觀念，工作作風，施行修建水利、防旱排澇、興利除弊、植樹造林等有效措施之後，看看"自然"災害是否還會按迴圈的天象週期性地發生。
不是先有了週期性災害的事實，才有了天象迴圈的意識；而是先有了天象迴圈的意識，才有了週期性的災害。不是物質決定意識，而是意識決定物質。"新中國"建立之後，新疆大面積開墾農田而砍伐上千年的沙漠林帶，從來引起風沙肆虐，就是一個人為製造自然災害的例證。
打開世界地圖，可以看到一個地區的沙漠化，是和該地區主人的素質高低成反比的。這難道是一種偶然？是環境決定了人的素質呢？還是人的素質決定了環境？
唯物論是一種將人降格為動物的理論。他的弊端很多，其中之一，就是讓人變得不負責任。上帝賜給了人類管理地球的權柄，環境管理的好壞，最終責任者是人，而不是其他什麼"客觀因素"。
單拿中國來說，在漢朝期間，黃土高原還被大片的森林所覆蓋，絲綢之路上的敦煌還是一個蘆葦遍佈、河水充沛之地。明朝時期，羅布泊尚存水面達3000平方公里，地處黃土高原的定西縣，還是個森林極盛的地方......正是歷代人為地破壞，才使得環境變成了今天這幅模樣。
人有什麼信仰，就會有什麼結果。信仰不同，結果也不同。種瓜得瓜，種豆的豆。中國人種的是儒道教，收穫的是災難。
絕對獨裁加小農平均是法家的理想，將財富等級分配是儒家的理想。二者在漢代合流的結果之一，就是在官場中形成了一個不成文的財富等級分配的暗規則。結果之二，是在土地上，形成了一個按占地多少而形成的財富等級。這種財富等級是通過土地兼併而實現的。
隨著土地自由買賣制度的確立，土地兼併也就誕生了。經營不善破了產的農民，不得不將土地賣給地主或其他有財力的自耕農，以維持生計，自己再租佃別人的土地耕種，淪為佃農。
這種兼併是正常的，其過程是緩慢的。但是，由於外界大批資金的湧入，土地兼併就開始變得猛烈起來。
隨著官場腐敗暗規則的形成，大小官僚們手中漸漸通過種種非法手段積累了大量的金錢。這些金錢的最終流向就是土地。
在中國，由於沒有法律保障，個人手中擁有大批資金是很不安全的。尤其是官僚手中的灰色收入。土地因具有不怕賊偷、刀槍、水火、蟲咬等優點，購買土地就成為了官僚及一些商人們投資和保存財富的最穩妥的途徑。
苛捐雜稅的盤剝，本來就使小農們常掙扎在生死存亡線上。這時如果碰上所謂的"自然"災害，小農們就會大批的破產。為了生計，他們不得不出賣自己的土地。這就為想購買土地的外部資金提供了大量的賣方。當這些仍滿足不了買方需要的時候，那些本來就和權力扭結在一起的資本，就會利用權力，使出種種手段威逼利誘，迫使農民將土地賣給他們。甚至乾脆搶奪、霸佔。這就加速了兼併的發展。
土地大量兼併的第一個結果，就是使農民絕對貧困。
土地兼併造就了一些大地主和更多的佃農。地主對佃農的剝削要比封建莊園主對農奴的剝削更甚。
在井田制時期，農奴們是世代依附在土地之上的，為了自身的利益，土地領主對農奴的剝削起碼會考慮到它們的死活。
但是隨著土地私有、土地商業化確立之後，地主和莊園領主們連一點人情味也沒有了。種我的地就要繳租，繳不上就走人，死活與我何干？
由於中國的人口的過度增長和土地的有限，地主的地租會一路攀升，越來越高。
中國之租佃制度一開始，租率就從未低於百分之五十。在唐代，農民們豐年畝收不過一石五六鬥，而私租竟達一石，占全部收穫的七、八成。
"今京畿之內，每田一畝，官稅五升，而私家收租，殆畝至一石者，是二十倍於官稅也；降至中等，租猶半之，是十倍於官稅也"（26）。
在政府和地主的雙重壓迫下，農民們只能陷入絕對貧困之中。情況好點的是"田輸兩稅，複攤丁徭，則一日而三征，內外正供，取農十九，而官吏徵收，公私加費，往往及倍......故農民終歲勤動，幸不離於天災，而父母妻子已迫饑寒，又竭其財以給貪婪，出其身以快殘酷，歲率為常，何以堪此"（包世臣《安吳四種》）
"幸而收成，公私之債，交爭互奪，穀未離場，帛未下機，已非己有。所食者，糠粃而不足；所衣者，綈褐而不完......"（27）。
情況差的是："父子低首，奴事富人，躬率妻子，為之服役"，仍不免"生有終生之勤，死有露骨之憂。"
如遇收成不好，則會"流離溝壑，嫁妻賣子"......
土地大量兼併的第二個結果就是社會大動亂。
儒教所締造的官場財富等級分配的暗規則，之所以稱之為暗規則，是因為他是完全不受法律和皇權所控制。他只受儒教等級禮制的道德支配、調節。但是官吏們並非孔孟所認為的性本善良的君子，在金錢面前，禮制道德的約束是蒼白的。在沒有法律約束的條件下，官吏們總是全力地追逐個人利益。這就會導致那個等級暗規則失控。失控的結果，就是貧富嚴重兩極分化。
和腐敗一樣，土地兼併也是暗規則的一個組成部分。失控的兼併會使得土地愈來愈集中到少數人手裡。大地主越來越富，農民們越來越窮。"富者田連阡陌，貧者亡立錐之地"（28） 這種貧富嚴重兩極分化的最終結果，就是爆發戰爭或大動亂。
在歐洲，也有土地"兼併"。典型的是十五世紀英國的圈地運動。由於羊毛紡織工業的迅速發展，將耕地變成牧場養羊的利潤要遠高於耕種糧食。於是封建貴族們就通過退佃等手段，將種地的農民趕走，將土地圈起來養羊。
英國的圈地運動標誌著歐洲封建土地制開始崩潰。與中國不同的是，伴隨著英國封建土地制度崩潰，是資本主義經濟的誕生，而不是小農經濟的誕生。
英國用大片土地來養羊，使得土地成為工業大規模生產的一部分。不養羊的土地，地主們也是將它們租給一個農業資本家。農業資本家再雇工人對土地進行更有效率的集體工業化的耕種，而不是將它們分租給許多個分散的小農家庭來進行原始耕作。這一點是英國和中國土地制度變遷的重要區別。
英國的圈地運動，不僅使資本集中到少數人手中，完成了資本原始積累，並且也造就了資本主義所必需的無產階級--喪失土地的農民，不得不進入城市工廠當起了工人。這個歷史性的轉變，對中國人來說似乎並不像教科書中所說的"羊吃人"那樣血腥恐怖。
在中國的土地兼併後，許多喪失土地的農民也淪為了無產階級，但他們不是湧向城市當工人，而是"逃亡山林，轉為盜賊"（29）
中國的富人們沒聽到過上帝的教訓，不知道"好施捨的，必得豐裕；滋潤人的，必得滋潤"（箴11：25）此等福音的好處。也不知道"貧窮人，你不可因他貧窮就搶奪他的物，也不可在城門口欺壓困苦人"（箴22：22）此等教訓的意義。一個個都像餓死鬼追逐食物一樣追逐財富，為富不仁，不肯給貧窮人一點憐憫。敬酒不吃吃罰酒。
你們不肯為愛付出一個子兒，那你們就會受到懲罰而失去十個子兒。當越來越多的人轉為盜賊的時候，農民起義、戰爭、社會動亂就會爆發了。
這時候，富人們就會成為農民吃大戶、強盜們搶劫、軍閥們勒索的對象。在這種情況下，別說財富，就是自家的性命都毫無保障。
每個當皇帝的，都很害怕這種危及社稷的社會動盪。因此他們也殫精竭慮地通過限田、均田等手段來遏制土地兼併的狂瀾。然而，就像朝廷的反腐敗一樣，其最終結果只能以失敗告終。最後皇帝們只能聽天由命，接受週期性爆發的動亂所導致的改朝換代的宿命。
伴隨著社會週期性動亂和改朝換代，是社會經濟的週期性毀滅。
戰爭，這個人禍，比水、旱、蟲、蝗等所謂的"天災"危害更加慘烈。他對社會經濟的破壞是毀滅性的。
戰爭一旦爆發，社會財富的多年積累，就會毀於一旦。原來熙熙攘攘的社會，頓時會變成一個"城邑丘墟""荊棘載途""人煙斷絕""白骨委積""人相食啖"的人間地獄。
在中國漫長的歷史中，一直是太平時間少，喪亂時間多。中國歷史是一部充滿內部戰爭的歷史。這種戰爭是中國社會兩極嚴重分化的必然結果，同時也是中國社會解決這種嚴重兩極分化和人口過剩的唯一的惡性手段。
戰爭一過，人煙稀少，地主或被殺，或逃亡，土地得以重新分配，新的經濟建設得以重新開始。但是時間一長，人口過剩，土地兼併等弊病有會捲土重來。直到下一次戰爭爆發......反復建設，反復破壞。一個貧窮的惡性循環。
人口增長過快，小農經濟，土地兼併，政治腐敗，這些無不是儒教的傑作。而他們正是中國週期性戰爭的根源。
孔孟的話，如同埃及法老古老的咒語。如果人們不按他們所說的話行事，不肯安分守己，安貧樂道，而去追逐財利，那麼，當社會財富積累到一定程度時，（不管這些財富集中在誰的手中）孔孟的咒語便會發揮魔力。
戰爭或社會動亂爆發後，就將社會財富毀於一旦。強迫人們重新回到"一簞食，一瓢飲""飯疏食，飲水，曲肱而枕之"一窮二白的生活狀態，甚至回到"民知其母，不知其父，與麋鹿共處"的洪荒時代。
自從中國的國門在鴉片戰爭期間被西方列強強行打開後，中國社會財富的週期性毀滅也開始出現了變化。那些通過種種手段搜刮到大量財富的權貴們，不用再費盡心機地將金銀財寶找地方埋藏了，也可以逃脫農民的報復和軍閥的訛詐了。因為他們這時有了一個更為安全的選擇：逃到國外去。
他們的財富在那些文明法治的國家是安全的，不會受到民間或官方的明槍暗奪。在那裡，他們可以高枕無憂地享用在中國搜刮來的民脂民膏了。
今天，隨著全球經濟的一體化，中國社會財富的毀滅也"與時俱進"了。不用等到社會動盪的到來，貪官、官倒們就開始未雨綢繆了。
中國險惡的政治環境，使他們通過子女留學、地下錢莊、商業回扣等手段將自己的灰色收入、非法所得偷偷地轉移到國外，以給自己和自己的子女留條後路。
小部分商人也懼怕自己的財富被侵佔、搶奪，而通過種種手段將財富轉移到國外。不用等到週期性動亂的到來，中國的財富已經開始悄悄地溜走了。
據《中國商報》報導：在中國政府大力引進外資的同時，國內資本在大量外逃。國家外匯局對此作了一項專題調查，估計從1997至1999累積資金外逃530億美元，平均每年外逃額占國民生產總值的2％。國民經濟研究所的樊綱教授認為，2000年中國資本外逃已達480億美元，超過了當年外商對華投資的407億美元！
引進的外資，錢還是人家的。可逃出去的資本，卻是"壯士一去不回還"了。
中國的外逃資本，並不是滿世界亂飛，而是和嫌貧愛富的人一樣，只往富裕法制的國家跑。
耶穌基督如是說：因為凡有的，還要加給他，叫他有餘；沒有的，連他所有的也要奪過來。（馬太25：29）阿門。
中國的內戰，毀滅的不僅僅只是財富，毀滅的還有人性。
楚漢戰爭後：漢興，接秦之敝，諸侯並起，民失作業，而大饑饉，凡米石五千，人相食，死者過半。（30）
王莽之亂：（西元14年）緣邊大饑，人相食。（西元22年）關東人相食。(31)（西元26年）三輔大饑，人相食，城廓皆空，白骨蔽野。（西元27年）百姓饑、餓，人相食，黃金一斤，易豆五升......（32）戰鬥死亡，緣邊四夷所系虜，陷罪，饑疫，人相食，及莽未誅，而天下戶口減半亦。（33）
黃巾起義，三國之亂：旱蝗少谷，百姓相食。（34）（西元194年）是時穀一斛五十萬，豆麥一斛二十萬，人相食啖，白骨委積。（35）自遭慌亂，率乏糧穀......袁紹之在河北，軍人仰食桑椹。袁術在江、淮，取給蒲贏。民人相食，州呈蕭條。（36）天旱歲荒，土民凍餒，江淮間相食殆盡。（37）
兩晉、南北朝：
（西元305年）賊盜蜂起，司冀大饑，人相食。（38）（西元307年）至於永嘉，喪亂彌甚，雍州以東，人多饑乏，更相鬻賣......又大饑疫，兼以饑饉，百姓又為寇盜所殺，流屍滿河，白骨蔽野......人多相食，饑疫總至，百官流亡者十八九。（39）懷帝為劉曜所困，王師暴敗，府帑已竭，百官饑甚，比屋不見火煙，饑人之相啖食。（40）（西元４０１年）其後（桓）玄遂篡位，亂京都，大饑，人相食，百姓流亡......（41）
唐朝?安史之亂：
圍攻既久，城中糧盡，易子而食，折骸為爨，人心唯恐，慮將有變。巡乃出其妾，對三軍殺之，以饗軍士......將士皆泣而下，不忍食，巡強令食之。乃括城中婦人，既盡，以男夫老小繼之，所食人二三萬，人心終不離變。（42）
唐?黃巢起義：
五六年間，民無耕織，千室之邑，不存一二，歲既凶荒，皆膾人而食......（43）
宋朝：
金人亂華，六七年間，山東、京西、淮南等路，荊榛千里，斗米至數十千，且不可得。盜賊、官民、以至居民，更互相食......(44)金貞佑主南渡，而元軍北還。是時河朔為墟，蕩然無統。強焉弱陵，眾焉寡暴，孰得而控制之。故其遺民，自相吞噬殆盡。（45）
......
這種"人相食"的地獄慘劇，一直延續至共產黨中國的大躍進時期。
"食人"對中國人來說，早已不是什麼稀罕事。以至於人肉竟被中國人用來治病，在中國的權威藥典《本草綱目》中，除了水部、土部、石部、草部、果部、蟲部、禽部、獸部之外，還有人部：人骨主治骨病、接骨、臁瘡；人勢（陰莖）主治創口不合；人膽主治鬼氣、伏連、久瘧、噎食、金瘡；人血主治皮肉乾燥、身上麩皮皺、狂犬咬、寒熱欲發；人肉主治瘵疾......
中國何止只是個"災難之國"，簡直就是個"食人之國"。
魯迅先生說："中國人尚是食人民族"。（46）豈是戲語？！
魯迅先生說儒教乃是吃人的禮教，何止只是個比喻？！
自從世上有了物品交換之後，就出現了物品製作的分工。隨著規模的擴大，交換就成了商業，製作就成了工業。商業和工業是一對互為因果、相輔相成的孿生姊妹。工商生存和發展的基礎是分工和交換。
中國小農經濟的基本單位--小農家庭，就像一個個細胞，雖然個體很小，但功能卻很齊全。他不僅有自己的小農業，還有自己的家庭手工業和家庭飼養業。農民們不但可以生產自己需要的農產品，並且可以生產自己需要的大部分手工業品。除了極少數的物品（如鹽、鐵）之外，簡直是萬事不求人的經濟組織。正像孟軻所言："萬物皆備於我"（47）。
一個小農家庭內，男女老幼在宗法關係的規定下，按自然分工，各有所適，男耕女織，農忙下田，農閒搞副業。
他們不但農副產品不依賴市場，甚至對手工業者生產上市的品質較好的一些工具也不屑一顧。因此在中國古代廣大農村裡，是不存在固定交易市場的。在一年中，有幾天傳統的臨時集市，就可以滿足農民們的生產生活的需要了。
中國這種男耕女織、自給自足、封閉的小農經濟，使得社會分工和交換都成了多餘。這從根源上扼殺了社會工業和商業發展的動力。
小農經濟是中國商業落後的一個重要原因。
中國的小農經濟，是一種生命力異常頑強的經濟體制。他不僅扼殺了自己社會內部的商業發展，並且對外來的商業衝擊也具有很強的抵抗力。
鴉片戰爭英國迫使清政府開放了五個通商口岸後，英國商人們"一想到和三萬萬或四萬萬人開放貿易，大家好像全都發了瘋似的"。中國市場如此廣闊，以至於"傾蘭開夏全部工廠的出產衣料也不夠供給他一個省。""只銷中國人每人每年需要一頂棉織睡帽，不必更多，那英格蘭現有的工廠就已經供給不上了"。（48）
舍費爾德的一家商行向中國輸出了大批刀叉，聲明將供給全中國。倫敦一家商行則運來大批鋼琴--此類情景，在每當中國市場向外開放時，外國的商人都要重演一番。但結果卻出乎英國人的意料：中國人睡覺從來不戴什麼帽子，堅決用竹筷子而不用刀叉。熱愛鑼鼓而不接受鋼琴，就是對洋布也不稀奇......
所以在1842年中英簽訂貿易條約後，英國對華的貿易不是增長了而是減少了。大工廠批量生產的廉價機制洋布久久未能打開中國市場，而中國的家庭手工製作出來的土布反而大量出口。因為中國的家庭手工織布要比洋布在價格上還要便宜。
中國的小農在中央與地方的層層盤剝下，生活條件極其惡劣。他們不得不以織助耕，以飼養助耕，才得以存活。小農的手工業除了消耗一點自產的原料和世代相傳的簡單的工具之外，幾乎可以不計成本。這勞動不計較時間，天雨止耕可以紡織，冬閒可以紡織，就是月下摸黑也可以紡織。這些再加上中國人被苦難磨煉出來的超人的勤勞，就造就了中國手工織布那超出英國人想像的低廉的價格，以及由此產生的競爭力。
小農制經濟是與儒道教價值觀完全配套的一種低成本、低消耗"廉價"的經濟體制。直到今天，中國的工業產品在國際市場的競爭優勢，也全在於廉價的勞動力和原材料。除此之外，中國商業在國際市場中，幾無立錐之地。一個靠"廉價"得以商業生存的國家，一個將"廉價"作為吸引外資、發展經濟砝碼的國家，怎麼可能讓人民過上富裕的生活呢？
近代，為了生存，中國也模仿歐美建立了自己的大工廠和大商業。但是與之相配套的平等、協作、誠實等價值觀，卻不知道學習，也學習不到。
中國人的大腦仍被小農思想佔領著，他們不得不用傳統的小農思想管理著西方現代化企業。進步也是有的，但那只是量上的變化，比如"小而全"變成了"大而全"。家庭作業變成了家族式管理等等。
小農思想也並非一無是處，就像群居、世襲等廉價的生活方式一樣，在一定的歷史時期內，"廉價"的小農思想也具有"初發優勢"。靠親情團結在一起的家族，在工商創業初期，往往比超越家庭的社會化合作成本更低、效率更高、更具凝聚力和團隊精神。再加上中國人的勤奮，會使這種"初發優勢"表現得很很顯眼。以至於很容易誘導人產生一個錯誤的印象：儒家思想有利於商業發展，家族管理是一種優秀的管理方式。
小農思想、家族式管理的優勢是有條件的，他是在東西方經濟巨大落差下的背景下，借著"後發優勢"的東風才得以一顯身手的。如果東西方的經濟差距縮小了，"後發優勢"減弱了，那家族式管理所謂的優勢也就到頭了。
小農思想、家族式管理有一個先天的致命的缺陷，使他不能將健康的經濟進行到底。那就是與他相生相伴的政治腐敗。
同小農、家族商業一起"繁榮"起來的腐敗，最終會將他的"廉價"優勢化解殆盡。並將它的發展勢頭遏制在一個腐敗政權所能控制、所能容忍的圈圈之內。
這種很切合中國實際、符合中國國情的小農經濟思想，實是中國工商業進一步健康發展的巨大思想障礙。
小農思想是儒家思想的一個產物，在遏制中國工商業健康發展方面，小農思想和整套的儒家思想相比，就小巫見大巫了。
商業的行業實質是流通，商業的精神實質是平等。而流通和平等，正是儒教靜止的財富觀和等級禮制的天敵。
因此，儒教對商業和商人有著先天的、刻骨的敵視和仇恨。在儒生眼中，商人是百分之百的"喻於利"的小人。在儒教的眼中，商業則是百分之百的末業。儒教是戕害中國商業的真正的罪魁禍首。
儒教對商業的仇視，在《鹽鐵論》中，表現得很充分。
西元前148－87年，漢武帝劉徹在位期間，是中國歷史上軍事最強盛的時期。為了有力打擊西北的匈奴，漢武帝加強了財政中央集權，任命桑弘羊擔任大司農、治粟都尉等要職，實行鹽鐵官營。把煮鹽、冶鐵、鑄鐵大權收歸朝廷。酒類實行專賣，並實行了均輸、平准等"計劃經濟"政策。
均輸，就是朝廷在各郡國設均輸官，主管徵收當地所產商品，並負責直接把這些商品運輸到需要的地方去，以杜絕商人從中牟利。平准，就是國家在首都設立平准官，收購各地貨物，豐年收買，荒年出賣，以平抑物價，防止商人投機倒把。
這些經濟措施加強了中央財政，為抗擊匈奴打下了堅實的經濟基礎。
漢武帝死後，即位的漢昭帝年僅八歲，大權掌握在反對武帝的經濟政策的大司馬、大將軍霍光手中。
西元前81年，霍光在全國召集挑選了儒生六十多人，用馬車拉到首都長安，召開鹽鐵會議。和執行武帝政策的御史大夫桑弘羊進行論戰，辯論鹽鐵政策的對與錯。
在鹽鐵會議上，儒生們和桑弘羊辯論的內容並不局限於鹽、鐵，而是涉及到經濟、軍事、政治、文化等諸多方面。這是一場儒家思想和法家思想的全面碰撞。論戰的內容後被漢宣帝時的桓寬根據會議記錄整理成書，這就是《鹽鐵論》。
在《鹽鐵論》中，儒生們明確表示了從本抑末（商）、歧視商業的思想。
"治理人民的方法，應該是防止產生享樂縱欲，發揚人們固有的道德因素，抑制工商業，推廣仁義，不要引導他們追求財利，這樣教化才能振興，風俗才能改變。現在，全國各地都在推行鹽鐵官營、酒類專賣和均輸等政策，與民爭利，破壞了忠厚樸實的風氣，形成了貪得無厭的習氣。因此老百姓幹農業的少了，熱衷工商業的多了。外表華麗，就使本質衰敗；工商業興盛，就會使農業衰落。工商業發展，則人民貪圖財力；農業發展，則人民誠實簡樸。人民誠樸，生活就會富足。人民奢侈，饑餓就會產生。希望廢除鹽鐵官營、酒類專賣和均輸等政策，以便促使農業。限制工商業，有利於農業發展，這才安全。"
"所以天子不談論財富的多和少，諸侯不談論利和害，大夫不談論得和失。"
"用道德教導百姓，老百姓就會變得醇厚；用財力來引誘他們，風俗就會變得輕薄。風俗輕薄，就會使人背棄仁義而熱衷財力。熱衷財力，老百姓就會為財力往來奔走於商場上。《老子》上說：'貧窮的國家好像財富有餘，其實，並不是財富真的多，而是因為百姓的欲望多，急於求利罷了。'（"貧國若有餘。非多財也，嗜欲眾而民躁也。"今本《老子》無此語。）因此，高明的統治者重視農業，限制工商業，用仁義防止老百姓的貪欲，以增長糧食和財貨。"
"國家有肥沃的土地，而百姓吃不飽，是由於工商業興盛而農業荒廢的緣故。有豐富的山海物產，而老百姓沒錢花，是由於不致力於製作老百姓所需的物品，而過多地製作那些奢侈奇巧的緣故。就好像河川的水裝不滿滲漏的酒器，高山大海填不滿溪水沖刷的山谷一樣。商王盤庚遷移國都，舜把黃金藏在深山裡，高祖（劉邦）不准商人做官，為的是遏制貪鄙的習俗，培養誠樸的風氣。排斥、困辱商人，阻塞求利的門路，尚且有人為非作歹，更何況朝廷帶頭牟利呢？《春秋》上說'如果諸侯好利，大夫就品質鄙劣。大夫品質鄙劣，士就要貪財。士貪財，老百姓就要偷盜。'鹽鐵官營私開了謀利的門路，給老百姓設下了犯罪的階梯。"《鹽鐵論?本議》
"天下混亂，商人才趁機發財。很古的時候，國家管理的最好，那時的百姓都很純樸，重視農業，安居樂業，沒有什麼要求。那時路上的行人很少，公眾聚會的地方都長了草......雖然那時也有聚集的機會，但即使有陶朱、宛孔氏（兩位古代著名的商人?筆者注）的經商手段，也無法投機取巧。"（49）
"古時候，商場上不用錢幣，都用自己有的東西換取自己沒有的東西......漢朝初期繼承了秦朝的許多弊病而不改變，積蓄財力，改變貨幣，這樣想搞好農業，就好像用熱油去救火，用火去制止沸騰的水一樣。朝廷重視禮儀，老百姓就不敢放縱修飾。上邊重視財務，下邊就會拼命追求財利。"（50）
......
儒生們和桑弘羊的辯論由鹽鐵是否官營開始，後擴展到尚儉還是尚欲，求義還是求利，法治還是禮治，要發展還是要穩定，對匈奴是戰還是和......最後直到人身攻擊，相互咒駡。儒生罵商鞅、吳起、李斯等法家人物，桑弘羊則攻擊孔丘、孟軻兩位儒教的祖師爺。鹽鐵會議是中國歷史上難得的一次法、儒面對面的、尖銳的、廣泛的鬥爭。
儒生在會議上攻擊商鞅這個大法家時，也許他們忘記了，商鞅是中國歷史上第一個正式提出"事本（農）而禁末（商）"的人，是中國專制社會"重本禁末"傳統的開創者。
重農抑商是商鞅在秦國變法的重要內容之一：
"使商人不得買糧，使農民不得賣糧。農民不得賣糧，那麼懶惰的農民就會勤奮耕作。商人不得買糧，那麼在豐收年景就不能購買低價糧，在荒年牟取厚利。沒有厚利，商人就會害怕。商人害怕了，就想去務農。"（51）
"民眾的國內事務．沒有什麼比務農更艱苦的了。所以輕微寬鬆的政治措施是不能用來驅使他們去務農的。什麼叫做輕微寬鬆的政治措施呢？那就是指農民貧窮而商人富裕-因為那糧食便宜了錢幣就貴重了。糧食便宜了農民就貧窮。錢幣貴重了商人就富裕。奢侈品等不重要的生產不受到禁止。因而做手藝的人能得利，而到處遊蕩混飯吃的人很多。所以農民用力勞苦，而獲得的利益卻很少。不及商販、做手藝的人。如果能夠使商販、做手藝的人不增多，那就是要國家不富，也是不可能的。所以說：要想靠農業來使自己的國家富起來，那麼國內的糧食價格必須昂貴，而對不務農的人所征的懲役必須增多，對市場利潤的稅收必須加重。這樣，那麼民眾就不得不種田。不種田的人就不得不購買糧食。糧食昂貴，那麼種田的人就有利，種田的人有利，那麼去從事農耕的人就會多起來。糧食昂貴，購買糧食不合算，而又加上沉重的賦稅徭役投，那麼民眾就不得不拋棄那經商、賣手藝的行當，而去從事農業生產了。這樣，民眾的力量就會全花在農業生產上了。"（52）
......
商鞅不僅用提高糧食價格、增加賦稅甚至停止糧食交易來迫使工商人士務農，並且還運用法律手段來打擊商人："致力於耕織，且糧食、布匹多者，可以成為自由人。經商，或者懶惰而貧窮者，要罰做奴隸。"（53）
不僅只是商鞅，所有的法家人物都是主張重本抑末的。李悝主張：治國必須"重本而禁技巧"，荀況提出"務本禁末"，他的"末"不僅指商業，並且還包括工業。他的弟子韓非則乾脆把商工之民歸為"五蠹"（蠹：蛀蟲）之一，視他們為社會蛀蟲......
奉行法家思想的秦國，把商業視為賤也，把商人視為罪犯。秦始皇統一全國後第八年，"發諸嘗逋亡人、贅婿、賈人、略取陸兩地，為桂林、象郡、南海，以適遣戍。""賈人"就是商人。"以適遣戍"就是充軍發配，當邊卒。（54）秦始皇本紀）
繼承秦制的劉邦于高祖九年頒佈賤商令，規定商人不得穿錦繡，不得攜帶武器，不得乘馬、乘車。
漢惠帝、呂後時，規定商人的子孫不得仕宦為吏......
當儒生們還只是在道德上歧視商人、在口頭上詛咒"無奸不商""義不掌財"時，法家早就開始動手運用皇權來打擊商人了。儒和法在對待商人、商業上，本是一丘之貉。它們之間的爭論只是五十步與百步、形而上與形而下之爭而已。屬於"貉狸兄弟內部"矛盾。
在《鹽鐵論》中，桑弘羊說了不少商人和商業的好話，比如：
"燕地的涿、薊，趙地的邯鄲，魏地的溫、軹，韓的的滎陽，齊地的磷脂，楚地的宛、稱，鄭地的陽翟，還有處在三川之濱的洛陽和鞏縣，都是全國最富裕的地方，天下有名的都城。這些地方富裕，並不是靠耕田種地，而是因為它們都處在五六都之間，鄰近交通要道。所以物產豐富的地方百姓富裕，靠近市場的人家就有錢。富裕在於會做生意，不在於體力勞動。獲利在於處在好的地理位置，不在於努力耕作。"（55）
"農業和商業之間進行交換，有利於發展農業和工商業。那些窮山深澤、荒涼貧窮的地方，得以流通財物，互通有無。這樣就可以使財物多的地方不獨自富裕，財物少的地方不至於缺乏。如果都是各自住在自己的地方，吃自己出產的東西，那麼桔子、柚子就沒有人賣，北方的池鹽就運不出來，審場上不會有氊子和毯子，吳、唐地區的竹子和木材就用不上了。"（56）
"所以，分到同樣多的土地，賢能的人能保持住。分到同樣多的錢財，聰明的人能安排使用。白圭因為善於經商而富裕起來，子貢經商謀利，財產達到千金，難道必須要取之于百姓嗎？不過靠運用心計，盤算盈虧，利用物價貴賤謀取利潤而已！"（57）
"謀利的道路到處都有，財富佈滿大地，聰明的人利用這些變得富足，愚蠢的人不懂得這些所以貧困。子貢因積蓄財產多而在諸侯中出名，範蠡因經商致富而受當世人尊重。和富人能交往，對窮人則給以幫助。因此，從人君到百姓都得到他們的好處，稱頌他們'仁義'"。（58）
......
在漢武帝時期，難道皇帝、法家對待商人、商業的態度真的來了個180度的大轉變嗎？不是的，桑弘羊對商業、商人的褒揚，僅僅只是為了證明官營鹽鐵、政府經商的正確性、合理性，以反駁儒生們對政府經商的詆毀。並不是對真正的自由的商人的讚揚。
事實上，在漢武帝時期，有桑弘羊實行的鹽鐵官營、酒榷、均輸、平准等"計劃經濟"措施，是對民間商業的一次致命打擊。除了這些經濟手段，同時期，漢武帝實行的還有算緡、告緡等政策。
算緡，就是對商人按財產收稅；告緡，就是命令商人自報財產，按財產多少納稅。對不報、少報財產者，要沒收全部財產。一半收歸國有，一半獎給告發人。這些政策對商人的打擊比儒教的道德歧視更嚴厲、更直接。
人是有欲望的，社會是離不開商業的。儘管有先秦法家的權力賤商和儒家的道德賤商，但是，隨著社會的發展，商人們總是悄悄地富裕起來。就如漢代晁錯所言："今法律賤商，而商人已富貴矣"（59）。
正是面對這種現實，法家們不單單在法律上遏制商人，並且還從政策上入手，採取鹽鐵官營均輸、平准等經濟手段，釜底抽薪，敲了許多個體商人的飯碗。
人家法家已經"與時俱進"了，而儒生們還停留在"重本抑末"這個法家已經玩兒剩下了的、過時的理論層次上，並且竟然還對法家的"改革"妄加詆毀，真是食古不化。
漢朝的這些對工商業進行政府壟斷的經濟政策，後被中國歷代專制政府不同程度的繼承下來，並有所發展。
在不同的朝代裡，幾乎所有的厚利產業、商業都被專制政府所壟斷。只有那些分散的、服務性的、利潤小的、政府管不了的、也不想管的行業，才對廣大老百姓開放。
這些個體工商業和官營工商業相比，所占的經濟比例很小，但是從業人數卻有極多。眾多的個體商人為了生存，在一個狹小的空間裡而進行的長期的相互拼殺，磨練、培養了中國商人超強的營利欲和生存能力。
中國的"公有制"和"計劃經濟"歷史悠久，這也是中國社會容易接納馬克思主義的一個原因。
中國傳統的"公有制"和"計劃經濟"只抓大、不抓小，並不像馬克思主義那樣對農民養頭豬、栽棵樹都被視為資本主義尾巴而殘忍地割去。其實他們哪裡是在割資本主義的尾巴，他們是在割人性的尾巴。所以馬克思主義的失敗也就在所難免了。
不過，走錯了路、拜錯了神，對中國專制政府來講並沒有什麽大不了的，政府只要略施小計，通過一"抓大放小"，就能將社會主義計劃經濟就能平安無事的"軟著陸"到傳統經濟的平臺上。
"三個代表"對於中國改革開放後湧現出的大批的個體戶來講是個喪鐘。"發展是硬道理"的"遺旨"仍在，但今日政府真正信奉的卻是"穩定才是硬道理"。改革的旗幟仍在飄揚，但經濟體制改革的大門已經關上了。"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已經成為歷史。
80年代"過分"開放的市場，政府又通過中央集權將他收了回去。"封建主義、官僚資本主義、帝國主義"這個被共產黨親自打倒的"三座大山"，又被"三個代表"請回來了。
中國的個體戶在專制權力的威逼下，在官僚資本、國外資本的衝擊擠壓下，市場陣地愈來愈小，生意愈做愈難。毛澤東所預言的"人民重吃二遍苦，再受二茬罪"的時候終於到來了......
那麼，是不是反對政府經商的儒家思想就有利於商業的發展呢？
的確，儒教這種對商業單純的道德藐視而在政策上放任自由的做法，與法家的做法相比，在客觀上是有利於民營個體商業發展的。這就是為什麽中國商業的繁榮總是與歧視商業的儒教的興盛合拍的原因。比如南宋時期，比如國民黨統治大陸時期。
但是，我們並不能因此得出這樣一個結論：即儒教有利於商業發展。
鹽鐵會議召開時，儒生們就是打著"為民請命"的招牌參加會議的。在會上，他們指責桑弘羊的政府經商行為是"與民爭利"，要求"罷鹽鐵，退權利"。
其實儒生們所講的"民"並不是一般的老百姓，而是曾經擁有煮鹽、冶鐵、鑄錢等權利的大小貴族們。
儒教的財富理想是財富等級分配，正像儒生們在鹽鐵會議上所言：
古時候制定的官爵俸祿制度，卿大夫的俸祿足夠在家裡供養厚待一批賢士，士的俸祿足可以使得自己及全家族的人生活優裕，在官吏家當差的百姓所得的報酬也足以代替它耕種所得的收入。今天，小吏的俸祿微薄，地方上出徭役遠到京城附近，谷米又貴，收入不能滿足需要。平時生活就缺吃少穿，一旦有什麼事情，就要變賣家畜產業。不僅如此，還有徭吏經常派徭役，官府經常催逼賦稅，地方上的小官吏只好行賄賂乞求寬免，大官則從中漁利。上一級官府向縣裡要，縣裡又向鄉里要。鄉里又向哪裡去要呢？俗話說：賄賂的風氣下傳，好像江河奔騰而下，水源不枯水流不止。今天大江大河流入大海，大海都接受了，卻要小溪不接受地面上那點積水；想要百官都廉潔，是不可能的。（60）
儒教的等級財富觀念和法家的平均主義相結合，最終形成了獨一無二的腐敗暗規則。而商業則是這個暗規則生成過程中不可缺少的催化劑，也是暗規則正常運行不可缺少的潤滑劑。在中國，商業最終成了儒教實現自己等級財富理想不可缺少的工具。
正因為如此，歧視商業和與商業為敵的儒教，在平均主義的中央面前，反而自覺不自覺地和商業站在了一起。官僚們也總是和官商們勾結在一處。就如當年在毛澤東這個集權的、平均主義的"帝王"面前，周恩來這個"當代周公"總是自覺不自覺地和劉少奇這個"走資派"站在一起。就如今天有關近代大儒曾國藩和有關近代官商胡雪岩的書本同時相伴出現在中國的書市上，並且在社會中有了"當官必讀曾國藩，經商必讀胡雪岩"的流行語。就如今天一位名叫李真受賄一千多萬的某省國稅局局長對一位老闆所說的肺腑之言："你在商界需要權力支援，我在官場也需要經濟支援。我支持你賺錢，你支持我從政。我官越做越大，你錢越賺越多"。（61）
中國這種與儒教同呼吸共命運、相互糾纏不清的傳統商業，並不是我們今天所認識的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的那種健康的商業。
由於沒有相應的法律保護及道德上的支持，中國傳統商業只是一種無獨立人格的病態商業。這種商業永遠是專制權力的一個奴顏婢膝的通房丫頭，永遠是中國官場腐敗的一個有機組成部分。
這種病態的商業永遠也誕生不了資本主義，對權力恐懼和依賴成性的軟弱商人，永遠成不了一個獨立的資產階級--不論他們人數有多少，財力有多麼雄厚。
馬克思主義的計劃經濟對商業太苛刻，因而它是短命的。中國法家只抓大，不抓小，因而它的壽命就長許多。儒教對商業的歧視性放縱，使得中國傳統商業成了儒教這個病毒生存繁衍的一個肥厚的"培養基"。
正因為有儒教這個病毒的寄生，使得中國傳統商業無論發展多長時間，也誕生不了資產階級革命。使得中國傳統商業無論有多麼繁榮，也不可能使中國真正富強。這種病態商業的繁榮，只是它所依存的社會有機體死亡的先兆，是亡國之兆。
比如南宋的經濟繁榮，只是中國漢人亡國的先兆。國民黨時期的經濟繁榮，只是國民黨亡國的先兆。短暫的繁榮之後，很快面臨的就是經濟的崩潰和一窮二白。傳統商業不僅沒有使中國富強起來，反而在不自覺之中成了中國經濟週期性崩潰的催化劑。
表面上，和法家相比，儒教對商業寬容得多，有利於民營個體商業的生存發展。但事實上，這種寄生著儒教病毒的病態商業，是健康商業的最大的敵人。
馬克思主義使民營個體商業成為空白，還為健康商業的未來的發展留下了空間和可能，但是在一個病態商業所佔領的社會，要想建立建立健康商業，那就難上加難。簡直是遙遙無期--可怕的儒教，可怕的病毒。
和中國財富週期性毀滅形成鮮明對比的，是歐洲國家財富的穩定積累和增長。
大凡到過歐洲的人，都會被歐洲那濃郁的文化氣息所感染。對於一個初來乍到的遊客來說，歐洲文明中對人感染力最強最直觀的是歐洲的那些古老的建築：教堂、城堡、宮殿、博物館、古建築遺址等。
這些動輒幾百年、甚至上千年的古老建築，就如一本本古老書籍，也如一個個古老的化石，向人們訴說著歷史，展現著昔日的輝煌。
中國文明的歷史比歐洲要悠久的多，但是很遺憾，中國保存下來的古代建築，卻少得可憐。除了長城和故宮之外，其他的大型古代建築僅僅只存在於古書之中。他們早就和他們的主人一起隨風而去，消失在歷史的紅塵之中了。造成這種差別的最直接的原因，就是歐洲和中國的古代建築所使用的材料不同。
歐洲的古代建築所使用材料是石頭，中國建築所使用的材料是木頭。兩者相比，石頭具有防火、防水、防蛀、防腐等優點。使得石頭建築得以長久保存。
而木頭建築不僅自身壽命就短，並且即易受到人為的破壞。綿延三百里的阿房宮，只要一把火，也就灰飛煙滅了。
難道中國沒有石頭嗎？難道中國人就不知道石頭比木頭更持久嗎？都不是，中國人最終選擇了木頭而不是石頭來作為建築材料，是因為木頭建築的施工工期短，並且中國人並不要求建築壽命更長久。這是儒道教使中國人不追求來世只追求現世享受的必然結果。
統治者大興土木，其目的很簡單，就是滿足自己的肉體享受。其中超出肉體享受範圍的精神追求，是他們根本不會考慮的。
如果選擇石頭做材料，其漫長的工期，將會超出自己的壽命範圍。這樣的建築對中國人就完全失去了意義。
歐洲由基督教國家組成的，基督教教義使得歐洲基督徒仇視、否定塵世而嚮往，而追求天國。歐洲人對天國的嚮往，在歐洲那高聳入雲的哥特式尖頂教堂上表現得淋漓盡致。一如中國祭天的宗教建築--天壇那沒有屋頂的"圓丘"表達了天人合一的中國對塵世的留戀和對來世的否定。
歐洲基督徒對天國的嚮往，使得歐洲人具有了超越肉體的精神追求。精神追求和肉體追求相比，具有理性、穩定性和連續性的優點。一如石頭比之木頭。
歐洲基督徒的那種超肉體、超時空的永恆的精神追求，不僅使歐洲擁有了工期動輒上百年、甚至幾百年的牢固的建築，並且使得歐洲社會具有了穩定和延續性。
伴隨著歐洲巨大、堅固建築一起崛起的，還有歐洲的政治和經濟。
中國人沒有彼岸的理想追求，只有現世肉體的及時行樂。這不僅使中國沒有堅固的建築，並且使得中國社會缺乏理性、穩定性和連續性。就像一個放蕩的淫婦。
伴隨著中國建築週期性毀滅的，是中國社會政治、經濟的週期性毀滅。中國歲數比歐洲大得多，但中國一家具有百年歷史的商業公司也沒有。而在歐美國家，上百年歷史的公司多了去了。
中國歷史中也曾經有過晉商、徽商的輝煌，今天，他們在那裡？他們為何蹤跡皆無？
晉商是白手起家，但是成熟之後，被專制權力看上了，最終難逃權利的魔掌，被權力強姦了。
徽商本身就就是權力的通房丫鬟出身，具有官倒背景。既然被人家睡了，在別人眼裡他們就成了一家人。一個王朝毀滅了，他們的主子完蛋了，他們自然也就跟著完蛋了。
今天，由於社會的進步，世界的建築日趨一致。中國改用鋼筋混凝土來建築高樓大廈了。但是中國人的及時行樂、追求短期效應的思想，仍然是根深蒂固。這在中國的市政建設上表現得很充分。
中國古代皇帝大興土木，是以自己的壽命為建設週期的。該建築能否被自己享受，是建設的最終原則。今天的官僚們搞城市建設，是以自己的任期為建設週期的。建設目標是否成為自己的政績，能否給自己帶來經濟實惠，是其最終原則。
在中國，一個官員為城市著想，真的以百年為大計，那麼自己的勤苦工作不僅不能給自己帶來政治和經濟實惠，並且很容易因此背上勞民傷財、好大喜功等罪名，最終自己努力的惡果都被自己吃了，自己工作的成績卻被他的後任者享有了。並且後任對他還不領情。這種前人栽樹後人乘涼的行為，在中國官場視為愚蠢的行為，是失敗者的行為。
為了生存，為了實惠，中國官僚們都在想盡辦法乘別人的"涼"，同時又盡力避免自己被別人所乘。結果就人人都搞短期效應，競爭的最終結果就是為了自己的形象工程而不惜採取焚林而獵、涸澤而漁的極端措施。
自己政績卓著了，升官了，留下了的爛攤子丟給下一任官員來收拾。這種做法叫作"前人吃肉，後人付錢"。
他的下任也不是傻子，他同樣會如法炮製，從而就漸漸形成了積重難返惡性循環。直到一個王朝因此毀滅。
這種惡性循環不僅加重了人民的經濟負擔，並且對整個社會的財富是一種極大的浪費和毀壞。
今天，張三上任了，為了政績和利益，開始修路、挖溝。明天，李四上任了，也同樣如此。
表面上中國人天天在修路，天天在挖溝，天天在抗旱，天天在防澇，個個滿臉的灰塵，一身的泥漿，一幅勤勞的模樣。其實這種勤勞的背後，是官僚的腐敗和整個民族的愚蠢。
這種勤勞又有什麽值得謳歌的呢？
不信上帝的中國人，沒有理想追求的中國人，只追求肉體享樂、得過且過的中國人，世代與貧窮為伍、混跡於塵土之中、"曳尾于塗中"（在泥中擺尾巴）是你們唯一的、最終的結局。
和中國商人的依賴成性形成鮮明對比的是歐洲商人的獨立性。
歐洲中世紀，古羅馬的城市幾乎完全沒落，他們或成為軍事據點，或成為諸侯和天主教的駐地。在經濟方面與農村沒有什麽區別。到了10和11世紀，由於手工業與農業的分離以及商業的逐步活躍，歐洲才開始出現了以手工業和商業為中心的城市。
歐洲中世紀的城市，是人們為了滿足工商業的需要而自發形成的。而不是政府為了政治、軍事的需要而建立的。
這些城市本是在教會和封建主的領地上產生的。最早的城市居民要受到封建主的司法和行政的管轄。由於封建主的管轄最後阻礙了商業的進一步發展，於是市民們便起來進行鬥爭，或用金錢向領主購買自治權，或依靠武裝鬥爭來獲得獨立與自治。
自治後的城市，擁有自己的市議會和法院，商人和工匠們組織了行會，用以自衛和互助。市民們在城市中不再受封建法律的制約。城市的這種自治權利受到了皇家的認可，通常會獲得國王的特許狀。這使得城市成為了歐洲中世紀"封建沙漠"之中的點點"資本主義綠洲"--這和中國城市恰恰是專制帝國的行政、軍事中心的情況正好相反。
這些中世紀的點點"綠洲"並不是孤立的，他們會聯合起來組成了一個強有力的政治、經濟聯盟，來進行自衛和爭取更大的權益。
當霍亨斯陶芬王朝的國王企圖強迫義大利北部的米蘭、佈雷西亞、帕爾馬等富庶城市納稅並接受帝國管轄時，這些城市便結成倫巴第聯盟。聯盟在教皇的支持下，成功地進行了反對國王的戰爭。由於教會的幫助和自己的奮鬥，這些城市保證了自己的獨立和自治。
歐洲中世紀商人的獨立和地位之高，在世界上是獨一無二的。這些商人不僅有錢，並且還有社會地位及政治權力。他們可以成為倫敦的市長、德意志帝國自由市的參議員、荷蘭的州長......這樣的社會地位和政治關係，意味著國家更加重視、始終如一地支持商人的利益，以及支援後來的海外冒險事業。
正是這些有實力的資產階級，後來埋葬了封建制度，建立了資本主義制度。
在中國的春秋戰國時期，也就是孔丘認為是"禮崩樂壞"的時期，是中國商業最活躍、商人地位最高、影響力最大的時期。
范蠡（陶朱公）、白圭、猗頓、郭縱、烏氏倮等都是春秋戰國時期名載史冊的富比王侯的大商人。當時，他們的社會地位是高的："子貢結駟連騎，束帛幣以聘亨諸侯，所致，國君無不分庭與之抗禮"。（62）
他們對政治的影響力也是巨大的：鄭國的商人懸高、奚施在行商的途中遭遇秦國偷襲鄭國的軍隊，兩位商人便假冒鄭國的使者，上前迎接。用珠寶、牛羊犒勞秦國的軍隊。使得秦以為鄭國有了準備，打消了偷襲鄭國的念頭。兩位商人用自己的智慧和財力，成功地阻擋了敵軍對自己國家的侵犯。
陽翟的大商人呂不韋，在邯鄲經商時遇見了被趙國扣押為人質的秦王的孫子子楚，以為奇貨可居。於是便於用自己的財力和智慧，使子楚成功地返回秦國並當了國君，他自己也因此當上了秦國的相國。
更讓人驚奇的是，後來消滅六國，對中國歷史產生巨大影響的秦始皇嬴政，竟然是呂不韋的親生骨肉。（63）......
春秋戰國時代的商人，其能力何其大也。如果真的是物質決定意識，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的話，那中國早在戰國末期就應該進入資本主義社會了。
為什麽中國春秋戰國時代的商人們沒能像歐洲的商人那樣搞城市自治，拿起武器來保衛自己的權利呢？為何偏偏又是執行重本抑末、賤商抑商政策的秦國攻無不克戰無不勝，最終建立大一統呢？
在一個無神論的國度裡，人治、專制是最有效的政治手段。否則，人們永遠是一群渙散的烏合之眾。開明的專制是無神論國家人民的最高政治要求。人們只有在開明的專制的統治下，才可能齊心協力、眾志成城的去完成一個使命。而商業與專制又是格格不入的。因此，賤商抑商的秦國，最終成為最為開明最為成功的專制國家，並用刀劍剪除六國一統天下。這其實是一場無神論的悲劇，也是無神論的必然結果。
春秋戰國時期的商人所以沒能像歐洲中世紀商人那樣獨立，那樣搞城市自治，一是因為中國的商人們缺乏團結，二是因為中國的商人們缺乏基層民眾的支持。
"生意好做，夥計難閣"是今天仍流行的俗語。在中國宗法儒教的背景下，家族之外的人"閣夥計"就是是一件困難的事。更別提相互團結一致對外，為一個長遠的利益而奮鬥了。
中國商人的生意做得再大，也難跳出家族的圈圈。就是為了互助團結了起來，那也是地緣性質、鄉親關係的。比如在中國近代出現的太原會館、紹興會館等地方會館。
要跳出家族血緣、鄉土地緣的圈圈，以行業為紐帶團結在一起，形成象中世紀歐洲那樣的行會、商會，在中國的今天，也是辦不成的事情。更不用說春秋戰國時代了。
行會、商會都難以成立，更不用說一個城市上下同心，幾個城市結成聯盟了。
歐洲中世紀的商人之所以能夠做到這些，是因為基督的超血緣、跨地域的愛的薰陶。使得他們相互團結、相互信任變得自然而然、水到渠成。
由於儒教的毒害，中國手工業則往往將商人視為剝削者。下層民眾更是認為"無奸不商""為富不仁"。在這種道德背景的夾擊下，使得中國商人們永遠處於被孤立的處境，永遠都缺乏群眾的支持。
被孤立的商人們除了依附權勢之外，別無選擇。拿起武器搞自治，對他們來說，無疑是發瘋和自殺。
歐洲的商人是有福的，歐洲的民眾對財富的看法與中國人迥異，因為上帝是厭惡貧窮的：
再睡片時，打盹片時，抱著手躺臥片時，你的貧窮就比如強盜速來，你的缺乏仿佛拿兵器的人來到。（箴6：9）
手懶的，要受貧窮；手勤的，卻要富足。（箴10：3）
富戶的財物是他的堅城，窮人的貧乏是他的敗壞。（箴10：15）
懶惰人羡慕，卻無所得，殷勤人必得豐裕。（箴13：4）
不勞而得之財必然消耗；勤勞積蓄的必見加增。（箴13：11）
貧窮人連他的鄰居也恨他，富足人朋友最多。（箴14：20）
殷勤策劃的，足致豐裕；行事急躁的，都必缺乏。（箴21：5）
門在樞紐轉動，懶惰人在床上也是如此。（箴26：14）
誠實的人必多得福，想要急速發財的，不免受罰。（箴28：20）
......
孔丘所標榜的"一簞食，一瓢飲""曲肱而枕之"安貧樂道的楷模顏回，在中國人眼中是個聖賢，但在基督徒的眼中，卻是個懶惰的傢伙，貧窮？活該！
儘管上帝厭惡貧窮，鼓勵人們勤勞致富，但中世紀的基督徒們認為，財富畢竟是屬於肉體的，只是現世生的存不可缺少條件而已。財富"總非上帝所悅"的思想，被納入教會法規。聖?湯瑪斯則把營利欲稱為"卑賤"。這些使得中世紀基督徒將營利視為一種不光彩、最起碼是不神聖的行為。
然而到了十六世紀宗教改革時，這些傳統的觀念發生了變革。
宗教改革的發起人馬丁?路德認為，塵世活動雖被上帝允許，但畢竟屬於肉體，它只是信仰不可缺少的自然條件，它本身和飲食一樣，在道德上沒有意義的教義。他"認為上帝所接受的唯一生活方式，不是用修道禁欲主義超越塵世道德，而是完成每個人在塵世上的地位所賦予他的義務，這就是他的天職"。
"天職"的教義要求信徒們勤勤懇懇地投身於世俗的工作中，勤勉於自己的職業，完成上帝賦予他們在世俗世界的責任，以增加上帝的榮耀。
這種"天職"概念，成了宗教改革後的所有新教教派的核心教義。這些新教教派又不同程度地將這一教義深化了，並將傳統的禁欲主義引入了塵世生活。其中，加爾文教派最突出，最具影響力。
天主教對人們的塵世活動是否定的，但也是寬容的。犯了罪的信徒們可以在需要的時候做些善行去償贖某些罪孽，去改善他獲救的機會。"因信稱義"的路德教認為，最高的宗教經驗是與上帝的"神秘聯接"，是一種與上帝實際同在的情感。這種純粹內向的情感虔誠，最終阻擋了路德教對塵世活動進一步的的積極評價。
加爾文教不同，他的教義是外向的。他認為"只有當上帝通過選民產生'作用'，並且選民意識到這種情況時，他們才能與上帝成為一體，才能領悟這種一體性。
也就是說，他們的行動起源於上帝恩典產生的信仰，這種信仰本身轉而又通過那種行動的性質證明他是上帝所賜""宗教信徒可以通過感到他是聖靈的容器或者是神意的工具來確認自己的蒙恩狀態"，"信仰必須是一種'有效的信仰'""信仰必須要用他的客觀結果加以證明。"
為了"用一種增加上帝榮譽的基督徒行為"來證明自己是真正的有效信仰，加爾文要求信徒的不是個別的善行，而是結合成一個統一體系的善行生活。"只有在每一時刻，每一行動中的全部生活意義發生了某種根本性的變化，才能證明恩典具有使每一個人從'自然狀態'變為'蒙恩狀態'的作用"。"'一切均為增加上帝的榮耀'這句箴言，從來沒有被人如此嚴肅地看待過。只有靠永久不變的，經常不斷地思索指導生活，才能戰勝自然狀態"。
新教的這種生活態度，使得禁欲主義從封閉的修道院走向了廣闊的塵世。"這種生活，客觀上把修道士培養成了為天國服務的勞動者，並且從主觀上保證了他的靈魂獲得拯救。"在這裡，勞動本身被當成了上帝規定的生活目的。
聖?保羅的箴言："不勞動者不得食"無條件地適用每一個人，包括窮人也包括富人。不願勞動是沒有獲得恩典的象徵。勞動本身被視為禁欲手段，尤其是被清教徒視為抵禦各種骯髒生活名義下的誘惑的一種特別手段。這種世俗禁欲主義教義，使得信徒的生活變得理性且緊張有序，並最終塑造了英美紳士的冷靜、克制的典範特徵。
新教這種通過世俗的行為來證明上帝的教義，使得財富成為從事一項職業勞動的果實，象徵著上帝的賜福；使得"財富不僅在道德上是允許的，而且在實際上是必行的"。"希望貧窮無異于希望不健康，貧窮並不能為善行增添光彩，它是對上的榮耀的貶損。""只有財富誘使人們遊手好閒，貪圖享受時，它才是一種不良之物；只有當取得財富的目的是為了以後生活愜意、無憂無慮時，它才是一件壞事"。
追求財富的經營活動，同樣被視為榮耀上帝的勞動和天職。但是如果為了財富本身而去追求財富，或者為滿足衝動地獲取欲而去追求財富，則被視為貪婪、拜金主義。"只要道德品行白璧無瑕，而且在財富的使用上無可指責，資產階級實業家就可以隨心所欲地追求金錢利益，同時感到這是必須完成的一項義務。此外，宗教禁欲主義的力量還為他準備了一批有節制的、盡職的、勤奮異常的、把勞動視為上帝之所希望的一種生活目的而一心撲在工作上的勞動者"。
"這個世俗新教禁欲主義強烈反對財產的自發享受；它限制消費，尤其是奢侈品的消費。"在教徒心目中，"人不僅是由上帝恩寵賜予他的物品的受託人，他必須像《聖經》寓言中的僕人一樣，把每個託付給他的便士入帳，而如果僅僅為了一個人自己的享受而非上帝的榮耀花掉了哪怕一個便士，其結果至少是很危險的。即便在今天，只要睜大眼睛，誰都可以碰到持這種觀點的人。一個人要對其財產負責，為此他要使自己屈尊為一個順從的僕人，或者甚至成為一台盈利機器，這種思想是他生活中的冰冷的重負。假如對生活的禁欲態度經得起考驗，則財產越多，就越感到有責任為上帝的榮耀保持不是財產減少，並通過不懈的努力使其增多。"
"一旦限制消費與謀利行為的解放結合在起來，不可避免的實際結果顯然是：強迫節省的禁欲導致了資本的積累。在財富消費方面的限制，自然能夠通過生產性資本投資是財富增加。可惜，這種影響力有多大，不能準確地用統計數字表示。在新英格蘭，那種關係非常明顯，以至於沒有逃脫多伊爾（Doyle）這個極敏銳的歷史學家的眼睛。然而不如在受嚴格加爾文教實際統治僅僅七年的荷蘭，由於熱誠的宗教人士的生活相當簡樸，價值擁有大量財富，因此導致了一種格外強勁的積累傾向。"
"宗教認為不停歇的、有條理地從事一項世俗工作，也是獲的禁欲精神的最高手段，同時也是再生和信仰純真的、最可靠、最明確的證據。這種宗教思想，必定是推動我們稱之為資本主義精神的生活態度普遍發展的、可以想像的、最有力的杠杆。"（64）
有了如此的"資本主義精神"，歐洲的資產階級不僅掙錢，且掙得理直氣壯，還最終革了封建制度的命。開歐洲資產階級革命先河的英國資產階級革命，就是由信奉加爾文教的英國清教徒們完成的。
有了16世紀初的宗教改革，就有了17世紀的英國資產階級革命，然後又有了18世紀歐洲大陸的資產階級革命。歐洲由封建社會轉變為資本主義社會，其實是歐洲基督教自身發展進步的結果。
拿這個社會進步模式去衡量、裁定其他宗教背景下國家的社會發展狀況，是驢唇不對馬嘴。
具有資本主義精神的新教徒們，不僅完成了資產階級革命，他們還是資本主義社會的中堅。
隨著社會財富的雪球在資本主義精神的推動下愈滾愈大，新教徒們的宗教信仰在商業中除了表現為拼命掙錢、謹慎存錢之外，又多出了一項：社會捐獻。
捐獻本是基督徒日常宗教生活的一部分，社會捐獻是這種宗教捐獻的延伸。社會捐獻是基督徒表示自己愛心的一種簡潔有力方式，也是對自己工作掙錢動機純正的最好的一種證明。
在歐美，尤其是美國，社會捐獻以成為一種文化，一種風氣。許多富豪並沒有將自己的絕大部分財富用於奢侈和炫耀，也沒有遺留給自己的子孫，而是捐獻給了社會。
這些數額巨大的捐獻通過對文化、藝術、教育、醫療等公益事業的贊助，又轉化為社會性生產資本，尤其是人力資本，從而使巨大的社會資金形成了一種良性的迴圈，為美國經濟的強大打下了堅實的基礎。
中國人是沒有捐獻"習慣"的，中國商人的偶像富豪胡雪岩，在其事業頂峰之時，也沒有對社會捐獻過。只是在破產的時候，將自己的姨太太慷慨送了人。
美國學者，中國問題專家費正清注意到：中國人賺了錢之後，只有兩件事好做，一是購地買房，一是娶老婆、養女人。
捐獻，在現代中國也有，但絕大部分屬於假捐獻，是一種行政命令，是政府的一種變相搜刮、剝削行為。真正的捐獻，在中國基本上是不存在的。這是無神論的必然。
不信上帝的中國人，百分之百的實際。除了現世享受之外，根本沒有什麽更高的精神追求，更沒有贖罪意識。
在無神論中國，有了錢的中國人，證明自己價值的唯一手段就是高人一等的消費。不求最好，只求最貴。除此之外，這些暴發戶們再也沒有其他途徑來證明自己的"貴族"身份了。
這些"貴族"們的競相攀比，使得並不真正富裕的中國消費市場變得狂躁、絢麗、畸形、變態。吃住行玩，處處是生猛鮮活，花樣迭出，爭奇鬥豔，妖魔鬼怪......愈是禁止吃的愈是吃的猛。愈是禁止玩的愈是玩得歡。
暴發戶們在這些誇張、畸形的消費中，所暴露的並不是什麽貴族本色，而只是"放羊娃"身上還沒洗淨的"羊屎味"，是世界末日來臨前的狂歡，是今朝有酒今朝醉靈魂無依無靠的可憐相。
這種浮躁、淫蕩、變態的消費，雖然總能給人以繁榮的假像。但實際上，它並不能真正刺激經濟的健康成長，也不能使中國的財富穩步積累，更不能將社會財富納入良性迴圈的軌道中。相反，他對社會道德、社會安定的殺傷力是巨大的、潛在的。他的最終結果就是引發中國特有的週期性動亂。
這種畸形、變態的消費，其實是中國社會惡性循環的一個有機組成部分。
一個將辛勤工作、努力掙錢、謹慎攢錢視為天職並積極回報社會的民族，不富裕才怪。一個有了倆錢就納妾、生孩子、縱欲、大吃大喝、貪得無厭的民族，不貧窮才怪。
一個人對生活的態度決定了一個人的命運。一個民族的信仰更決定了一個民族的命運。一個民族走向何方，是走向天國，還是走向地獄。完全取決於他的信仰。
中國改革開放之初，中國人驚訝地發現，歐美資本主義國家人民的生活是那樣的富裕。原來生活在水深火熱之中的人，並不是所謂的世界上四分之三的無產階級，而恰恰是自己。於是，所有中國人都將眼睛盯住了經濟，"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倉廩實而知禮節，衣食足而識榮辱"，經濟不僅決定了社會的政治制度，並且決定了人們的道德水準和思維意識。一時間，經濟成了萬能的阿拉丁神燈，成了阿裡巴巴打開寶藏庫的神奇鑰匙。西方經濟學也一下子成了熱門學問。
經濟學研究的只是經濟現象和經濟技巧，他研究的是"果"而不是"因"。它並不能告訴人們一個地區、一個國家貧富的真正原因。中國人想在西方經濟學中尋找到西方經濟發達的秘訣，是鼠目寸光、愚蠢的表現。
今天流行的西方經濟學，其所有理論都是建立在這樣兩個最基本的、不言而喻的哲學前提上：
一，每個人都是在給定的條件下爭取自身最大利益的，也就是說，人是自私的。
二，每個人在市場上都有完全的選擇自由，只能平等的交換各自的產品和服務。也就是說，人是平等的。
皮之不存，毛將附焉？只學習西方的"毛"，這"毛"能存活嗎？
中國的經濟問題遠在經濟學之外，想靠經濟學使中國富強，是徒勞的。是瞎子點燈-白費蠟。
中國人只有靈魂依返上帝了，思想端正了，體制理順了，才可能真的走上富強之路。除此之外，別無他途。如果真的這樣做了，發展經濟也就只是個加減乘除的問題了。
財富的實質是需要，人類社會財富的增長，是人類欲望和能力發展的結果。
人類社會是處於運動之中的，不是靜止不變的。人類自從被逐出了伊甸園之後，就不得不開始了艱辛的征程。理性是人類征途中披荊斬棘的寶劍，而財富則是人類前進的車輪。人類正是靠著理性和財富一步步走向自己未來真正的歸宿--天國。
談到財富，中國人常存在這樣一個誤區，就是"我們先前比你闊朵拉！你算是麽東西！"（65），似乎古代中國很富有，古代中國的商業很發達，古代中國人民的生活很富裕。
提到先前，讓我們自豪的就是強漢盛唐了。的確，中國漢代時，世上只有西方的羅馬帝國可以和中國相媲美。唐代，世上只有阿拉伯帝國可以與中國一爭高下。漢唐時，中國是強的，也是富的。
中國文化的早熟，使得中國很早就成為了一個成熟、穩定、地域遼闊、人口眾多的大一統專制國家，這使得中國古代即富且強。
但中國文化的靜止性，又使得中國社會自漢代以降，直到今天，都沒有發生本質的變化。經濟只在原地打圈圈，根本沒有發展和進步。
當歐洲諸多基督教小國家一步步前進，終於後來居上時，中國相比之下成了窮國了。並且差距越拉越大。本來貧富就是個相對概念。
這樣一看，似乎阿Ｑ的話也頗有道理。但阿Ｑ的話太容易讓人誤解了。因為國家富有和人民富有根本不同的兩碼事。
中國漢唐盛世的富有，是建立在人口眾多和中央集權的優勢之上的。在漢唐時，中國的人口就位居世界首位，遠非其他小國家可以相提並論。人口眾多的優勢，使得中國的財富在總量上具有了優勢。若真的按"人均國民產值"來算，中國在漢唐盛世也未必能居世界上游。
其次，中國自漢代以降，歷代都是權力高度集中的專制國家。伴隨著權力高度集中的，是財富的高度集中。這就更容易給別人一個富有的假像。
基督教將勤勞和節儉合而為一。造就了廣大的擁有潔淨的穩固的家庭安逸的中產階級。
而中國龍文化正與之相反。儒教將中庸作為個人和社會行為的最高追求，但其最終實踐結果，卻與所謂的中庸正相反：法家主張人性惡，儒家主張人性善，二者的合流造就了中國人特有的既當婊子又立牌坊的極端虛偽和人格兩極分裂。
法家主張縱欲，儒家主張節欲。二者的合流又造就了中國特有的統治者窮奢極欲與廣大民眾極端貧困的財富兩極分化。
沒有中產階級的中國社會，不是"過"，就是"不及"。中國權貴們的奢侈淫逸，在中國的一些古典小說如《紅樓夢》《金瓶梅》中有具體詳細的描述。但他們的奢侈並不能證明古代中國人民的生活富裕。相反，他們的奢侈，恰恰是建立在廣大民眾的貧窮與節儉之上的。
中國的商業也曾經輝煌過，比如《馬克?波羅遊記》中所倍加稱頌的中國南宋末期，就是中國古代商業最繁榮的時期。
在熱那亞人的監獄裡，馬克?波羅遇見了善於舞文弄墨的破落貴族露絲梯謙，向他口述了自己的遊歷，經露絲梯謙整理，就是後來的《馬克?波羅遊記》。
這個以歐洲人慣用的傳奇手法出現的《遊記》，當時是被歐洲人視為"吹牛大王"的。
經現代學者研究，他的真實性也被劃上了一個大大的問號：除了《遊記》中幾處與歷史明顯相悖的敘述之外，令人不解的是，馬克?波羅如果真的像他所說的在中國生活了17年，為什麽他很少提到漢人，甚至連幾個漢語地名和蒙古語的命都不會說？他對中國地名的稱呼都來自于波斯語，比如將黃河稱為Karamoran......因此有學者懷疑《遊記》是一位女人在某一本波斯語的東方導遊手冊的基礎上改寫杜撰的。
《馬克?波羅遊記》中對中國商業誇張性的描繪，不管是親眼所見也好，還是道聼塗説也好，中國南宋時期的商業繁榮的確實存在的。這種繁榮之所以能給"馬克?波羅"們造成某種刺激，是和南宋時貿易貨物的數量龐大直接相關的。這一點不能不說是得益于南中國人口眾多和密集的人口優勢。
但就是這種人口優勢所強化的繁榮裡面，仍有許多"水分"。據日本電視片《中華文明五千年》中披露，南宋朝廷每年的國庫收入達200萬擔白銀，其中相當於150萬擔的白銀、絲綢需要朝貢給金國。這等於是說，南宋的商業繁榮起碼有四分之三的水分，是"虛假"的繁榮，和南宋人民的生活、福利毫無關係。
中國人口的眾多，財富的高度集中，商業的虛假繁榮，一小撮權貴的奢侈，的確能給外人一個富有的印象。不僅古代，就是在今天也是如此。
一位美國大使館的中國通，對一位中國朋友堅持說中國是發達國家，理由是他們總統在這裡享受的待遇和發達國家一樣，而發展中國家根本沒有這個實力。
他的中國朋友解釋道：這是打腫臉充胖子。
其實這哪裡是在充胖子，別說一個龐大的專制國家了，就是中國的少數權貴們的奢侈也絲毫不遜于發達國家的富豪們。他們的奢侈是超越中國普通百姓的想像力和心理承受力的。單憑這一點，新聞封鎖對中國專制政府來講就十分的必要。
英國人的問候語"你好"是How do you do！意思是"幹得怎樣"。中國人的問候語"你好"是"吃了嗎？"
"民以食為天"，吃就是中國人的"天"，就是中國人世代相傳的最高生活追求。"天上飛的，飛機不吃；地上跑的，火車不吃；水裡遊的，輪船不吃。"除此之外，中國人沒有不敢吃的，沒有不會吃的。只要是個活物，你就難逃中國人的饕餮大口。從頭到腳，從外皮到內臟，中國人能將你吃得乾乾淨淨。
無論多麼噁心的東西，中國人都能吃得津津有味。什麽鼠、貓、蛇，尾、鞭、大腸、豬蹄、口條、外腰......都是中國人的美食。
和中國人生活在一起的動物，真是倒大黴了。"一日三餐，鼠、狗、蝸牛與蚰蜒，砂鍋裡面把戲玩，就怪那令人作嘔的給養員：中國佬。"（66）
中國的烹調術很發達，但吃飯的傢伙竟永遠是兩根小木棍......所有這些都是中國時代饑荒的後遺症。
基督徒的嘴是"主貴"的，動物的頭和足不吃，動物的內臟不吃，動物的血液不吃，無鱗、無鰭的魚不吃，雕、鼠、蛇、蜥蜴等都不吃。這一方面是由於《聖經》的禁忌，另一方面是因為歐洲從來沒有鬧過人食人的大饑荒。
改革大師鄧小平南巡時，在深圳面對著媒體的鏡頭向全國人民一字一句地說：中國已經窮了幾千年了，再也不能窮下去了。
站在人民的角度看待歷史，勇於自我批評，敢於積極進取，才是中國領導人應該具備、應該保持的姿態。
美國經濟學家、歷史學教授湯瑪斯?羅斯基，通過對中國2000年度經濟資料的分析，得出一個結論：中國7.8％的經濟增長率是偽造的。
其後，美國《中國經濟》的主編斯塔德威爾將中國經濟比喻為"一座建立在沙灘之上的大廈"。
《時代週刊》也刊登了一篇《中國為什麽造假帳！》的文章，指出中國"已被虛浮的數字淹沒"。
再後，美籍華人律師章家敦在《中國即將崩潰》一書中，得出一個結論：中國經濟正在崩潰--這就是２００２年流行一時的中國經濟崩潰論。
中國政府造假，這不稀奇。造假是一個專制政府長治久安的一大法寶。但這並不一定就會導致經濟崩潰。因為中國有著一個數目龐大的、承受能力超乎想像的基層民眾群體。中國歷代的磨難和儒教"餓死事小，失節事大"的教導，早已經將中國民眾磨煉成了世界上生存能力、抗壓迫能力最強的群體。
有了這樣一個群體，中國政府可以將種種經濟把戲帶來的經濟黑洞、赤字，層層轉嫁到基層群眾身上，並且還能神不知鬼不覺。
這個龐大的、耐高壓的群體，猶如一個巨大的保險網。它使得專制政府這個經濟小丑，不管把戲的技術多麼低劣、多麼醜陋，都不會有一失足造成千古恨的危險。
專制政府願意騙，老百姓們願意被騙，周瑜打黃蓋，願打願挨。崩潰？還早得很呐！
按照中國歷史的眼光看，今天的鄧江時代也算得上文景之治、康乾盛世了。但是，人民群眾的生活又如何呢？有多少人在靠最低生活保障金艱難度日呢？又有多少人連最低生活保障也得不到呢？
學者們不知道，但人民群眾自己知道！
峰巒如聚，
波濤如怒，
山河表裡潼關路。
望西都，
意踟躕，
傷心秦漢經行處。
宮闕萬間都做了土，
興，百姓苦，
亡，百姓苦。（67）
中國歷史有興有衰，但百姓卻始終如-苦！
"民族復興"？復興什麽？這不是成心想讓老百姓"吃二回苦，受二茬罪"嗎？
耶穌說："我就是生命的糧，到我這裡來的，必定不餓，信我的，永遠不渴。"（約翰6：35）
耶穌又對他們說："我實實在在的告訴你們：我就是羊的門......我就是門，凡從我進來的，必然得救，並且出入得草吃。盜賊來，無非要偷竊、殺害、毀壞。我來了，是要叫羊（或作"人"）得生命，並且得的更豐盛。"（約翰10：7）
阿門。
⑴（《谷梁傳?宣公十五年》）
⑵（《漢書?食貨志》）
⑶（《論語?季氏》）
⑷（《論語?述而》）
⑸（《論語?雍也》）
⑹（《論語?先進》）
⑺（《論語?裡仁》）
⑻（《論語?衛靈公》）
⑼（《老子?第三章》）
⑽（《老子?第十九章》）
（11）（《老子?第五十七章》）
（12）（《老子?八十章》）
（13）（《孟子?公孫醜上》）
（14） （《孟子?梁惠王上》）
（15）（〈孟子?梁惠王上〉）
（16）（《孟子?梁惠王》）
（17）（《商君書?農戰》）
（18）（《禮記?禮運》）
（19）（《莊子?盜蹠》）
(20)（《鹽鐵論?水旱》）
(21)（《史記?貨殖列傳》）
(22)（《史記?貨殖列傳》）
(23)（《淮南子?天文訓》）
(24)（《鹽鐵論?水旱》）
(25)（1974年5月29日香港《大公報》轉載他於4月25日在香港中文大學的講演）
(27)（《宋史?食貨志》）
(28)（《漢書?食貨志》）
(29)（《漢書?食貨志》）
(30)（《漢書?食貨志》）
(31)（《漢書?王莽傳》）
(32)（《後漢書?劉盆子傳》）
(33)（《漢書?食貨志》）
(34)（《後漢書?呂布傳》）
(35)（《後漢書?獻帝記》）
(36)（《三國志?武帝紀》）
(37)（《後漢書?袁術傳》）
(38)（《晉書?石季龍載記附冉閔載記》）
(39)（《晉書?食貨志》）
(40)（《晉書?食貨志》）
(41)（《晉書?天文志》）
(42)（《舊唐書?卷一百三十七》）
(43)（《舊唐書?昭宗本紀》）
(44)（莊季裕《雞肋篇》）
(45)（劉因《靜修先生文集》）
(46)（魯迅1918年8月20日致許壽堂信）
（47）（《孟子?盡心上》）
（48）（嚴中平《英國資產階級紡織利益集團與兩次鴉片戰爭史料》）
（49）（《鹽鐵論?力耕》）
（50）《鹽鐵論?錯幣》
（51）（《商君書?墾令》）
（52）《商君書?外內》
（53）（《史記?商君列傳》）
（54）(《史記?秦始皇本紀》)
（55）（《鹽鐵論?通有》）
（56）（《鹽鐵論?通有》）
（57）（《鹽鐵論?貧富》）
（58）（《鹽鐵論?貧富》）
（59）（《史記?貨殖列傳》）
（60）（《鹽鐵論?疾貪》）
（61）（《讀者》2002、19、Ｐ47）
（62）（《史記?貨殖列傳》）
（63）（《史記》）
（64） （馬克斯?韋伯《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
（65）（《阿Ｑ正傳》）
（66）（《中國變色龍》刊登在英國《笨拙》雜誌1858年4月10號上的一艘"為廣州寫的歌"）
（67）（張養浩《潼關懷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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