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教是一種靜止的世界觀。正是這種靜止的世界觀，賦予了中國社會超強的惰性。使得中國社會幾千年保持了驚人的一致性。
除了上文中提到過的種種表現之外，儒教的靜止的世界觀還有以下三種表現：
第一，儒教使人安於現狀，反對任何社會變革。中國歷史中的每一次的變革，都會毫不例外地遭到"效法先王"的儒生們的圍攻，受到儒家思想的層層阻滯。
第二，儒教使人迷信祖先，崇拜師長。儒教是崇拜祖先的宗教。他的祖先崇拜，使得中國很迷信自己的祖先，迷信祖先的技術，迷信祖先的秘方。
後人有了新的技術和學術，也要假託黃帝、周公的名義，才有說服力。一個不信儒教之邪、敢於大膽搞革新創造的人，那他只有兩種結局：要麼被儒教所扼殺，扼殺不死，他就會被後來的儒者尊為神聖。
一批不信儒教的人打下江山後，儒教也會將他們捧為聖賢。不論是文臣、武將還是文學家、藝術家，開國的一代，就是這個王朝各行業的開山鼻祖。他們的繼承者和學生在"事師如事父"的儒家思想的束縛下，只能對老的學問承襲，而不敢有所超越突破。
因為在儒教中國，超越和突破，就是越禮犯上和不尊重老師的表現。這樣，各種學問不是愈做愈好，而是愈作愈糟。人也不是長江後浪推前浪，而是一代不如一代。
第三，儒教反對科學。人類的進步和發展，技術的發明和革新，起到了關鍵和決定性的作用。人類社會許多大的飛躍，究其原因，其動力原是來自於一兩個不起眼的技術發明。近代社會的快速發展，也是近代科技突飛猛進的結果。
抵擋社會進步的儒教，在本能上是反對科學的。
儒教的反科學主要表現在它的"天人合一"的宇宙自然觀上。
經過秦朝暴政和楚漢戰爭後建立的漢王朝，初期信奉寡欲無為的道家思想。經過六十年的休養生息和劉氏祖孫六代的經營，到了漢武帝劉徹即位時，漢王朝已經人給家足，國力強盛。年方二八的劉徹，已不滿足清淨寡欲的黃老之道了。為了追求"萬事之統"、"大道之要，至論之極"，劉徹下詔命令全國"賢良文學"上書對策。
此時，熟諳儒家經典的董仲舒脫潁而出，以"天人三策"回答了劉徹的三次冊問。使劉徹最終找到了治國的理論武器。從此，漢王朝開始獨尊儒術，罷黜百家。
董仲舒的"天人三策"，其核心內容是"天人合一"，"天人感應"。
天人合一。
"天者萬物之祖，萬物非天不生。"⑴
"人之本於天，天亦人之曾祖父也。此人之所以乃上類天也，人之行體化天數而成。"⑵
"人之首，首妢而員，象天容也。發，象星辰也。腹胞實虛，象百物也......天地之符，陰陽之副，常設於身，身尤天也。數與之相參，故命與之相連也。"⑶
"君臣父子夫婦之義，皆取諸陰陽之道。君為陽，臣為陰。父為陽，子為陰。夫為陽，妻為陰......仁義制度之數，盡取於天。天為君而覆露之，地為臣而持載之。陽為夫而生之，陰為婦而助之。春為夫而生之，夏為子而養之，秋為死而棺之，冬為痛而喪之。王道之三綱，可求於天。"⑷
董仲舒還將儒教之五常：仁義禮智信和五行一一相對應。東方木主仁，西方金主義，南方火主禮，北方水主智，中央土主信。
不僅是三綱、五常，董仲舒還將官體、繼承、刑辟、攝政、嫁娶等儒教制度內容都與天象、五行一一比附。
"父死子繼何法？法木終火王也。兄死弟繼何法？夏之承春也......子順父、妻順夫、臣順君何法？法地順天也。男不離父母何法？法火不離木也。女離父母何法？法水流去金也。取妻親迎何法？法日入陽下陰也。"⑸
......
天人感應。
"人之所為，與天地流通而往來回應。"（《春秋繁露?堯舜湯武》）"刑罰不中，則生邪氣。邪氣積於下，怨惡蓄於上，上下不和，則陰陽謬戾而妖孽生矣。此災異所緣而起也。"⑹
"其大略之類，天地之物，有不常之變者，為之異。小者謂之災。災常先至而異乃隨之。災者，天之譴也。異者，天之威也。譴之而不知，乃畏之以威。《詩》曰：'畏天之威'，殆此謂也。凡災異之本，盡生於國家之失。國家之失，乃始萌芽，而天出災害以譴告之。譴告之而不知變，乃見怪異以驚駭之。驚駭之尚不知畏恐，其殃諮乃至。以此見天意之仁而不欲陷人也。"⑺
君王順天而行，修飭德政，天就會降祥瑞庇佑。君王逆天而行，天就會將災難懲戒。如果不悔改，天就會收回符命，使之敗亡......
董仲舒的天人合一、天人感應，最後又引申出兩個結論：一是："王權天授"。皇帝的權力來自于天，皇帝是天之子，受命于天，代表天的意志，治理人世。
二是"屈民伸君，屈君伸天"。民眾必須服從君王，君王必須服從天意。
這兩個結論恐怕才是漢武帝青睞董仲舒、將他的理論視為"大道之要、至論之極"的原因。
正是董仲舒將陰陽、五行與先秦儒家思想相結合的不懈努力，才使得儒家思想演變成儒教。使得儒學昇華為中國的政治神學。
在"禮崩樂壞"的春秋之前，儒、道、陰陽、五行等思想本是混沌一體不分家的。
春秋戰國時，幾個弟兄分了家，各立門戶獨自發展。經過一段時間後，在漢代又重新合為了一家。
混沌、混合，本來就是中國龍文化的秉性。儒、道、陰陽、五行等兄弟的結合，只是早晚的事。
儒教的天人合一、天人感應的反科學主要表現在：
一 使自然與人相混合，主客體不分。
二 使權力成為社會結構、思想價值的核心，科學淪為權力的附庸。
三 權力中心思想導致了科舉制度的誕生。
四 歧視科技、勞動、實踐。
一 天人合一使自然與人相混合，主客體不分。
儒教"天"的概念，十分抽象，十分模糊，且包涵性極大。自然萬物皆可被"天"所涵括。
儒教的天人合一、天人感應，使得自然與人合一，自然與人相互感應。人成了自然的一個有機組成部分，自然也成了人的一個有機組成部分。有學者將此種自然觀，稱之為有機自然觀。
儒教雖然聲稱天是人的曾祖父。人的三綱、五常可求之於天。人的生活可效法自然。但飄渺的天，蒙昧的自然並不會說話，人怎麼去效法呢？只能通過自己的眼睛、耳朵等感官去看去聽。太陽、月亮、星辰周而復始的運動可以看見，晝夜、四季的變化可以感覺到，但是這些被感覺器官所感知的自然之法，都是膚淺的、感性的、有限的，是遠遠不能使人們效法之用的。那麼隱藏在自然現象之下的更為深奧、更為複雜而不能被人的感覺器官所感知的規律、自然之法，怎麼能知道呢？
既然自然與人是同理、同質、合而為一的，於是中國人就有了一條探索自然的捷徑：以己度物，憑自己的主觀感覺，去推測自然規律。
"故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欲齊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欲誠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⑻
"格物"就是研究事物。表面上，儒生的話很有道理，並且給了"科學研究"很高的的地位。但實際上，其結果卻與儒生的話相反。讓我們看看儒生們是怎樣"格物"的。
明代理學家王陽明，有一位姓錢的朋友坐在亭子裡"格竹子"。"格"了三晝夜後，病倒了。王陽明繼承了朋友的工作，親自去對竹子靜觀了七天，仍沒有得到有關竹子的道理。最後他感慨道："天下之物如何格得？"於是，他便勸人把眼光放在自己的內心上來，"真格物之功只能在身心上作"。
王陽明的頓悟，並不稀奇，他的前輩們早知此理。宋朝的理學家程頤就說："致知在格物，非由外鑠我也，我固有之也"。⑼
"學也者，使人求於內也。不求于內而求於外，非聖人之學也"。⑽
宋朝的理學大師朱熹講得更明白，格物的目的就是要"窮天理，明人倫，講聖言，通世故。"
如果不是這樣，"乃兀然存心於一草木一器用之間，此是何學問？！為此而望有所得，是炊沙而欲成飯也！"(11)......
儒教的格物，實質上是"格心"。
儒教的"格心"充分體現了中國文化的內向性。
儒教的以心格物，使得自然人格化。儒教聲稱人應當效法於天，可實際上，他的有機自然觀卻讓自然成為了人的有機體的延伸。
這樣一來，中國人研究自然，就不可能將自然作為一個獨立的客體去研究，而只是將自然作為人類社會的一個組成部分去研究的。中國古代是沒有人去研究純自然的。他們研究自然，只是作為研究人的一個手段。
比如說天文，中國人認為天是人類社會的延伸。天文與人事是相互感應的。因此，天象中隱藏著人世間王朝興衰更替、王侯將相生死休戚的信息：
"日蝕，必有亡國死君之災。"
"日以春蝕，大凶，有大喪，女主亡。夏蝕無光，諸侯死。秋蝕兵戰，主人死。冬蝕有喪，多病而疫。"(12)
"日蝕所宿，國主疾，貴人死。用兵者從蝕之面攻城取地。"
"日蝕有三法，一曰妃黨恣，邪臣在側......二曰偏任權柄，大臣擅法......三曰宗黨犯命，威權害國......"(13)
"卻說孔明在荊州，夜觀天象，見將星墜地，乃笑曰：'周瑜死亦'。"
"卻說司馬懿夜觀天文，見一大星，赤色，光芒有角，只東北方流于西南方，墜于蜀營內，三投再起，隱隱有聲。懿驚喜曰：'孔明死亦！'"(14)
......
中國古代的地理同樣是研究人的。中國人相信一方水土養一方人，有龍脈的地方就可以出皇帝。人的陰宅（祖墳）、陽宅（房屋）所處的地理位置及結構決定了一個人、一個家庭、一個家族的興衰沉浮：
地理家以山名龍者何也，山之變態千形萬狀，或大或小，或起或伏，或逆或順，或隱或顯，支壟之體段不常，咫尺之轉移頓異，驗之於物，惟龍為然，故以名之。(15)
"穴後相看節節高，有如天馬下雲霄。子承于父孫承祖，世代居官掛紫跑。
"穴後一重低一重，此地須知是退龍，縱有穴情只一代，兒孫不久便貧窮。
"福龍賴有祖宗好，左右周圍籌集來，體勢縱非真正結，盤桓安靜亦勘裁。
"病龍慵懶不堪言，邊死邊生力欠完，鋤破崩殘同一斷，縱然成地亦孤寒。"(16)
"玄德幼孤，事母至孝。家貧，販屢織席為業。家住本縣樓桑村。其家之東南，有一大桑樹，高五丈餘，遙望之，童童如車蓋。相者雲："此家必出貴人。" (17)
......
中國古書中提到某位博學賢士，有經天緯地之才時，常說其上知天文、下曉地理，前知一千年，後知五百年。這裡的天文、地理和今天我們學習的西方的天文、地理等科學是不同的。他們的實際意義其實就是我們今天所說的星象、風水。
儒教的有機自然觀，對中國人的生活的影響是廣泛的。它使人相信日月星辰的運行決定著王朝的興衰、將相的生死，同時還決定著人們生活的方方面面。
百姓凡有出行、動土、植樹、迎娶、出葬等，他們都要查一查黃曆，定一定吉凶。
它使人相信人的行為也可影響天地變化，比如竇娥屈死後，天被其怨氣所感而降六月雪。
它還使人相信大自然和人是同理的，比如中國古代有位良醫，曾用梧桐樹葉熬湯治難產，可後來人們仿效這個辦法時，不僅不見效，反而加重了病情。人們去請教這位良醫，他解釋道：我用的是秋天的落葉，現在是是春天，樹葉正在向上長，哪裡能用來治難產？......
有了這種自然觀，就是蘋果天天砸到每個人的頭上，也不會有人去思考這是為什麼？更不會去發現什麼萬有引力定律。一句"葉落歸根，認祖歸宗"，就足可以讓中國人解釋蘋果為什麼往下掉而不是向上"掉"了。
英語詞science（科學）本是natural science（自然科學）的簡稱。科學的本意就是指關於自然現象的有條理的知識。
科學的精神包括三個內容：一，對自然之法客觀存在的確信。二，將自然之法推進到自然規律的精神。這種精神是由實證、數學化、定量分析、重建、存疑、求真等精神共同組成的。三，同時代人文學者、文學家對這種關於自然的理性探索的稱頌，感性認識對這種理性探索的認同。
儒教的天人合一，使中國人不能將自然作為一個獨立的客觀存在，從而從根本上否定了自然之法。因而也就談不上對自然規律的探索了。如果偶爾冒出來幾個探索自然之人，那他也會被視為是在"炊沙成飯"，而遭到文人們的嘲笑挖苦。
儒教的天人合一，使得中國人的科學精神無從產生。或者說是將中國人的科學精神扼殺在了萌芽狀態。
和儒教的天人合一相對立的，是古希臘、基督教的自然觀。在古希臘文化和基督教文化中，自然與人是異質的。兩者的關係是被異隔的，而不是同質、同理、合一的。
在古希臘文化中，存在著一位至高的神--宙斯。宙斯又統領了很多個與自然事物相對應神靈如日、月、星辰等。希臘文化是多神文化，它的自然觀是神性自然觀。
"論自然"是古希臘哲人們普遍關心的問題，亞里斯多德宣稱物理學（physika）即是研究自然（physis），這裡自然成了一種獨立於人之外的研究實體。
自然是可以理解的，因為希臘人認為至高的神在造就自然的同時，也把理性帶入自然，產生了各種具有理性的事物。這種自然理性，使得自然之法得以確立。但同時自然又是與諸多神靈相對應的，它也具有神性。這種理性與神性在自然那裡合而為一，就成了古希臘文化的一大悖謬。正如赫拉克利特所說，邏各斯（logos）（初意為世界的普遍規律性，後被引申為"宇宙理性"和基督教中的"道"）"那唯一的智慧既願意又不願意接受宙斯這一稱號"。
雖然古希臘人在自然的神性中並未進入迷信的境地，但這種自然理性與神性之間形成的難以克服的張力，使古希臘人在進一步認識自然的活動中陷入了兩難境地：我們要伐樹木、踏山、喝水、要解析研究它們，這不是對樹神、山神、水神的不恭嗎？
《聖經?創世紀》記載，上帝是唯一真神，是祂創造了自然萬物，然後又按自己的形象創造了人。
同古希臘文化一樣，《聖經》中的人和自然也是異質的。正是這種"異質"的自然觀念，使得古希臘人、基督徒對"自然之法"確信不疑。這種"自然之法"在古希臘表現為赫拉克利特的邏各斯、柏拉圖的善的理念、亞里斯多德的第一推動力。在基督教中表現為上帝為自然設定的秩序。
但《聖經》中的自然已不再具有神性，而是人具有了神性（部分），並被上帝授權管理自然。
既然最能體現上帝創造力的人被賦予了管理自然的使命，研究自然、探索自然，便成了基督徒面對自然的基本態度。多神論帶給古希臘人帶來的困惑，最終讓上帝給輕鬆解決了。
"自然之法"是上帝在太初時就確定的統治自然的法則。自然規律是上帝的被造之物，並且它是需要人類去探明的。這就促使基督徒運用科學手段去探索自然的奧秘，與自然進行進行平等對話。
面對科學家的"一陣陣輕聲軟語"，大自然"發出嫋嫋不斷的回音"。自由落體定律、萬有引力定律、行星運行三定律、力學三定律.........就"仿佛鳥兒向平原飛翔，迎接旖旎的春光，婉轉歡暢"（義大利詩人誇西莫多的詩《海濤》）飄然來到科學家的身旁--正是上帝的啟示，使人類完成了從"自然之法"到自然規律的理性過渡，奠基和塑造了近代的科學精神。
是否能夠擺正神、人、自然之間的關係，這正是一種宗教、文化能否孕育出科學的根本原因。
二 天人合一使世俗權力獨尊，科學淪為權力的附庸。
天是模糊的，人是實在的。天人合一使得人在宇宙中是獨尊的。
天是抽象的，"天子"是具體的。天人合一使的皇帝在人群中是獨尊的。
中國皇帝的獨尊，是超出基督徒的想像的。在基督徒的心中，"天子"，天"的兒子就一位，那就是上帝的獨生子耶穌。世上的國王雖受萬民的擁戴，但他們和他的臣民一樣，都是肉身凡胎，都要聽從主的戒命，並不是至高無上的。
一個國王的權力再大，地位再高，它也高不過耶穌，更高不過上帝。並且上帝並不象中國的"天"那樣陰陽、玄虛，祂具有人格特徵。
祂性情剛烈、疾惡如仇、仁慈博愛、明察秋毫。
祂無形的手無時不在管理者宇宙和人類。
耶穌更具體，他不僅有道成的肉身，還由廣大教會共同構成祂的軀體。
教會，這個基督的身體，在社會中是個更為真實的存在。是一個體現上帝意志的、獨立於世俗權力之外的、神聖的存在。祂所代表的神權，是高於俗權的。這種神權不僅可以與俗權分庭抗禮，並且還能干預、控制世俗權力。
而儒教的天人合一，使得中國的神權（天）與俗權（人）合而為一。中國的皇帝們不僅掌握了世俗的最高權力，並且他還是"真龍天子"，是"天"的兒子。是天意的直接體現和代言人。
天人合一，使得天的神權完全要靠人的俗權來體現。其結果只能有一個，就是俗權獨尊，俗權獨大，俗權中心主義。
世俗權力是中國社會價值觀念的唯一中心，具有很強的包容性，能涵括中國社會中的一切。宗教、哲學、科學、文學、藝術等一切，都是權力的附庸，都是為權力服務的摧眉折腰、奴顏媚骨的通房丫鬟。
在中國，有了權力就等於有了一切。飲食、男女、安全、地位等等，都是權力的內容。權力在中國是不受任何制約的。權力之外的所有東西，都要向權力俯首稱臣。否則必遭權力的戕害。
在這種權力中心的社會中，科學是不可能不受權力騷擾而獨立、自由地生存、發展的。
中國南北朝時期的南朝數學家祖沖之，精於曆法，他創建了大明曆。為了該曆的實施，曾和朝廷中另一位大臣戴法興展開了一場激烈的論戰。論戰最後以祖沖之完勝告終，這是許多人都知道的。
但是許多人不知道的是，在這場辯論中，祖沖之也犯了一些錯誤，戴法興也有一些看法是正確的。
如戴法興批評大明曆把上元積年的演算法搞得太複雜龐大了。
上元積年本是一個虛數，在三國魏時，已經有人用較簡單的方法來處理它了。但祖沖之並沒有接受戴的批評。
另外，戴在辯論中為維護十九年七潤的說法，提出"日有緩急"（太陽的運動不是勻速的）。祖沖之將此斥為"未見其證"......
本來，兩個科學家在爭論時各有對錯是正常的事。但在中國，學術爭論是和政治鬥爭緊密相連的。許多時候，學術爭論就是權力鬥爭的一種手段和表現方式。學術爭論成了權力鬥爭後，爭論本身也就摻雜了更多的非理性的東西。其中有功利也有感情。一派的勝利就意味著另一派的觀點被全盤否定，甚至被遺忘。
歷史上，從來沒有一切都是對的科學家。戴壓制祖沖之是不利於天文學進步的，但後來祖沖之勝利了，戴的"日有緩急"的重要天文發現也就被拋棄了。
隋朝時，隋文帝楊堅稱帝后，當年為他相面說他有帝王之相的道士張賓，便成為寵臣。還有個叫劉暉的天文學家，也因阿諛奉承張賓當上了太史令。
張賓在南朝元嘉曆的基礎上，稍加修改搞了個開皇曆。當時有兩個天文學家劉孝孫和劉焯上書指出開皇曆不夠科學，說開皇曆不懂歲差，也不會算定朔。和祖沖之的大明曆相比，開皇曆其實上是個倒退。但是身為官僚的張賓和劉暉，怎麼會輕易讓別人貶損自己的聲望名譽而使自己的地位受到威脅呢？
於是，他倆就利用權力，給劉孝孫扣了頂"非毀天曆，率意迂怪"的政治帽子，又罵劉焯"妄相扶證，惑亂時人"。後來找了個碴子，將二人趕出了京城。
劉孝孫好不容易熬到張賓死了，再次上書。奏章卻落在了還在任上的劉暉手中。劉暉便耍了個權術，扣押了奏章，並把劉孝孫騙至京城，把他擱在司天監中。"累年不調，寓宿觀台"。
劉孝孫苦於自己的意見不能上達，一氣之下用車子推了口棺材，在皇宮門前大哭，才驚動了隋文帝。
皇帝於是命人評定曆法的優劣，結果劉孝孫取勝。劉孝孫多年的積憤爆發了，他沒有考慮讓自己的曆法怎樣實施，而是要求處死劉暉。
這個要求因冒犯龍顏而未獲准。不久，劉孝孫就死了。劉孝孫在司天監事有個同事叫張胄玄，劉孝孫死後，他占其遺稿，又投靠隋文帝的親信大臣，偽造天象吹捧楊建，得到皇帝的賞識。他又同袁充勾結，一起排擠隋代最傑出的天文學家劉焯。因為劉焯揭露過張胄玄抄襲劉孝孫的曆法。劉焯在西元600年撰成了中國天文學史上有重要地位的皇極曆。這個曆法的計算在數學史上也很重要，他給出了推算日、月、五星行度的內插公式。這是個二次函數的計算。但是劉焯在張、袁二人的壓制下，於西元608年抱恨而終。
宋太宗在978年下令"詔天下伎術有能名天文者試隸司天臺，匿不聞者，罪論死。"
第二年，各州就送了一批天文術士進京。國家通過考試選了一些人進司天臺，其餘的人則黥配海島。科學家不是官僚，就是罪犯。不存在中間出路。
明代以前，只禁止民間私習天文，而未禁止私習曆法。明以後控制更嚴了。"司曆者遣戍，造曆者殊死。"這使天文學在民間絕跡。到明孝宗時，因官僚機構中的天文官員也不會推算曆法，朝廷只好"征山林隱逸能通曆學者以備選"結果是"卒無應者"。
在中國兩千多年的歷史中，天文曆算的政治化越演越烈，官方色彩越來越重。天文曆法不是越改越準確，而是走兩步退一步，或乾脆原地踏步。中國的天文學、數學之不發達可想而知。而天文學、數學是原始科學的主要建構者，是近代科學的急先鋒。他們的受挫，直接阻礙了中國科學的發生和發展。
在神權高於俗權，神權與俗權二元對立的歐洲，科學有福了。
基督教教堂和修道院，尤其是修道院，是歐洲步入中世紀之初的最早的學術研究園地。羅馬諾西亞的聖本篤（480－544）青年時就離開了腐敗垂危的羅馬，後在羅馬與那不勒斯之間的一座山頂上，建立了著名的蒙特西諾隱修院，開創了修道院的先河。
本篤會的修士們，是從四面八方湧來的追求聖潔生活的人。他們中有平民子弟，也有富家子弟。他們屏棄了個人全部所有，在修道院過著獨身的集體生活。他們衣飾整潔，飲食豐富。他們從事各種精心安排的活動：祈禱、誦經、耕種田地、整理家務、學習各種知識。
西元6世紀，他們就開始學習西克拉底與蓋倫的綱要和研究醫學了。這些本篤會修士是歐洲中世紀最早的知識份子，也是職業的知識份子。正是上帝給這些追求聖潔生活的人創造了塵世中的"世外桃源"，使他們能夠在這裡不受外界的任何干擾，獨立、自由地搞學術研究。
聖本篤去世後的兩個世紀中，本篤會會規遍傳整個西方基督教世界。影響所及，西歐出現了無數個單獨、自發組成的遵循同一會規、同一生活方式的修道院。
中世紀前期，本篤會的修道院培養了大量的歐洲知識份子。作為文化橋樑，他們抄錄並保存古代拉丁文著作。他們帶頭到德國森林地帶，隨後又進入斯坎迪納維亞、波蘭及匈牙利。他們還擔任國王們的法律專家和顧問，並躍居宗教事務高位。
由於長期承受信徒們捐贈土地，修士們擁有並經營眾多的田莊。在修道士們理性的有條理的管理耕耘下，這些田莊成為了先進農業組織和技術革新典範。
到了封建社會，本篤會主持們在他們所控制的廣大轄區內，成為了負責政治、立法和軍事徵募的大諸侯。尤其重要的是，在政治紛擾的海洋中，作為安全與知識的避風島，本篤會修道院成為歐洲社會的精神中心和學術中心，成為了歐洲文明的基礎。
在中世紀，許多為自然科學的發展作出貢獻的人，都出自修道院和教會。他們或為基督徒、或為神父或主教：格羅斯代特是林肯教區的主教；鄧?司各脫是教士；尼古拉斯?奧裡斯姆是裡蘇的主教；古薩的尼古拉斯是蒂羅爾城布裡克森的主教；哥白尼是弗勞恩大教堂的牧師......
隨著人們的知識的增長、理性的發展，修道院、教堂已經難以滿足不斷增長的教育需求。11世紀，主教們為了教育其管轄區內的教士，創辦了教會學校。
一個世紀後，以教會學校為基礎的早期大學開始逐漸形成。12世紀初，教會在巴黎成立了巴黎大學。巴黎大學的建立，提供了一個辦學的樣板。自此以後，許多大學陸續在歐洲建立：法國的蒙彼利埃大學（1167）、圖盧茨大學（1230）英國的牛津大學（1100）劍橋大學（1209），西班牙的波倫亞大學（1100），義大利的阿雷佐大學（1215）、帕多瓦大學（1222）、那不勒斯大學（1224），葡萄牙的里斯本大學（1290），奧地利的維也納大學（1365），德國的海德爾堡大學（1386）、科隆大學（1388）、愛爾福特大學（1393）萊比錫大學（1409）等等。
這些大學是培養教士的修道院的延伸，他們成為了歐洲科學騰飛的基礎。
這些大學中，巴黎、牛津、劍橋等大學由教會創辦，其管理權在教師手裡。波倫亞、帕多瓦等大學，屬於公立大學，其管理權在學生手裡，由學生選舉校長，校長本人總攬校務。總之，這些大學和修道院一樣，是獨立的，是不受俗權控制和干擾的。
比較中國的科技研究（如果有的話）始終處於個體民間狀態。大學建制在20世紀以前的中國，是一片空白。20世紀後，雖然中國也成立了許多大學，但直到今天，中國的大學管理權仍緊緊掌握在政府手中。中國人學到的只是大學的軀體，而沒有的學到歐洲中世紀大學的靈魂：學術的獨立和自由。
三 科舉制度對科學的戕害
天人合一造成的權力獨尊，不只是一種社會結構，還是一種價值觀。這種價值觀在中國社會的集中體現，就是官本位思想。
孔丘的學生子貢問孔丘："有一塊美玉在這裡，是放匣中儲藏呢？還是找一個好的商人賣了他呢？"孔丘所："賣了他，賣了他，我就是等待商人的人啊"。
在中國，人才市場的買主只有一個，那就是皇帝。"學成文武藝，賣於帝王家"、"學而優則仕"。賣不出去，而成不了仕，只能證明你學而不優。
當官不僅可以讓人得到金錢美女和社會地位，同時還是一個人的終極價值的唯一體現。一個人的價值是按他最終獲得的官職的大小、品級高低來衡量的。一個人的才學、道德，是和他的官職成正比的。官級高的人，就會被人們認為學問大，且道德高尚。官級低，則會被認為學問小，且道德相對差。一個人如果終生不仕，他就是再有才華、品行，也會受人們懷疑和否定的。
天人合一的皇帝們，不僅買斷了讀書人的肉體，也買斷了讀書人的靈魂。一個讀書人如果不被皇帝所買，他不僅得不到金錢美女等物質待遇，他的靈魂也無處寄託。
所以，中國古代許多才華橫溢之人，因不符合皇帝的要求條件，賣不出去，或賣價太低，而終生耿耿於懷。以為懷才不遇，感慨人生如夢。或借酒澆愁，或眠花醉柳，頹廢一生。
做官如此重要，於是做官便成了中國人夢寐以求的最高理想。但是做官的人，只能是人群中的少數。這就產生了激烈的競爭。為了將天下英雄盡收入自己的彀中，並借機向臣民灌輸儒家思想，精明的中國皇帝於是發明了科舉考試。
科舉考試是儒教"學而優則仕"思想的一個產物。反過來，他又強化了儒教。因為科舉考試的內容就是儒教的經典。
"萬般皆下品，唯有讀書高"。浩如煙海的儒教典籍，消磨了中國一代又一代讀書人或"聰明人"的精力才華。他們足不出戶，眼不離四書五經、詩賦文章，皓首窮經，以求登科取仕，光宗耀祖，成為人上之人。實現他們"朝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的夢想，使他們任憑"科舉絞肉機"的攪軋而無怨無悔。"今科雖失而來科可得，一科複一科，轉瞬之間其人已老"。（18）
隨著中國專制社會的日趨成熟，科舉也變得越來越僵化。明代，科舉以八股文為標準款式。要求題目和內容都要依據《四書》及朱熹的《四書集注》裡的話，不允許學生自由發揮，不允許學生有自由思想。
這種呆板僵化的文體，使得讀書人的思想更加僵化了。明初的宋濂曾評價說："自貢舉法行，學者已摘經擬題為志。其所最切，唯四子一經之箋是鑽是窺，余則滿不加省。與之交談，兩目瞠視，舌木強直不能對。"
這樣的書呆子，就是儒教科舉制度的作品。像這樣呆頭呆腦、思想僵化之人，又怎麼會搞科學研究和發明創造呢？
科舉是中國這個老到而又成熟的專制社會的一個產物。反過來，他又加強了專制。科舉是中國專制社會正常運行的一個保障，是中國專制社會的一個不可缺少的組成部分。
表面上，他已經同清王朝一起被埋進了歷史的墳墓。實際上，他仍然存在於今日的中國社會之中，只是改了頭換了面而已。
今天的高考就是科舉的延續。學生考上了大學，就是國家幹部。考不上，就回家種地當"田舍郎"。
今日的高考中，人文部分和科舉是一樣的，只是將儒教經典換成了馬列主義。自然學科：數理化同樣逃不出科舉的魔爪。中國學校中的自然學科的教育，同社會實際需要是脫節的。高中時的數理化教育，就遠遠超出了實際生活、工作的需要。他們之所以深奧，完全是為了滿足高考的需要。數理化在這裡僅是一種智力遊戲、智力競賽而已。
就算考上了大學，與其說是讓學生去深造學術，還不如說是去為了混的一張文憑。因為他們在大學中不會真正學到什麽東西。就是學到了，也沒什麼用途。
中國的教育機制很僵化，學生在大學中不能自選專業和課程，自己所學的內容完全由學校說了算。這就在很大程度上扼殺了學生內心的學習、研究的欲望。使學習便成為了應付差事，成了謀生的手段。
畢業分配時靠的是人際關係，而不是學習成績。這使得中國的大學生有一半以上人，所從事的工作與自己的所學的專業沒有直接關係。就算是專業對口，中國企業的專制管理所造成的墨守陳規，也使得大學生們的專業知識派不上用場。
大學畢業生的工作，高中生也可以勝任。大學生的大學學習，僅僅是為自己爭得到了一個人上人的資格和地位。其對社會生產力的發展，是沒有什麼用途的。
數理化這些西方文明，並沒能從本質上改變科舉，他們倒是給科舉增添了更加豐富的內容。有了他們，統治者們再也不會因學生們競爭力的日益增強而為提高考題的難度發愁了。有了他們，再也不用挖空心思去發明什麼八股文、駢文等"尖端"古怪的國粹了。開放的、不斷進步的數理化，足夠拉開學生們的差距，滿足"科舉"的需要了。
科舉是不限制年齡的。範進五十四歲仍然可以參加科舉考試。高考卻不行，他只局限應屆、往屆的高中畢業生中。這使得高考具有了"一考定終生"的特性。因此，許多因高考失敗或沒資格參加高考的人，年紀輕輕就發出了"我這輩子不行了，全指望下一代了"的暮年感歎。
中國超穩定的金字塔形權力結構，使這些當年高考失利而久居社會下層的人，更加懊悔自己"少年不努力，老大徒傷悲"。痛定思痛，化傷悲為動力，自己的悲劇絕不能在孩子身上重演，自己青年時的夢想要在孩子身上實現。於是，現實的壓力、父母的期望，自身的理想和懊悔等這些本不屬於孩子的東西，被父母的愛混合著，一起壓向孩子們稚嫩的肩膀。
封閉、僵化、力求穩定、金字塔結構的專制社會，是不需要更多的技術人才的。有一小撮精英搞核武器和"盜版"海外先進國家的科技成果就足夠了。行政幹部、官兒，其名額也是有限的。於是隨著中國家長們對"教育"的日益重視，中國學生的競爭也愈演愈烈。
這種競爭從高中向兩端蔓延。向上，從本科到研究生，從研究生到博士--今天中國的博士數量僅次於美國位居世界第二，但這並不代表中國的科技實力位居世界第二。這只能反映出中國學子們的競爭激烈程度和人才市場的行情。向下，這種競爭從高中擴展到初中，再從初中蔓延到小學，再從小學滲透到幼稚園--中國人過得好累好累！
中國的高考制度，其實是摧殘少年青春的攪肉機。尤其是對那些天真爛漫的少女。
孫敬頭懸樑，蘇秦錐刺骨，車胤囊螢蟲，孫康映寒雪--歷代中國的學子的艱苦卓絕，但中國的科學從來也沒有發達過。為什麼？"道"走歪了。出力不出活，自己瞎折騰。
科舉是人治社會的一項最傑出的發明。在人治社會中，再也沒有比"考試"能更精確、更"科學"地檢測人們的能力的手段了。
然而，人的能力是有限的，考試的內容再高級，再智慧化，也不可能全面、客觀地測試出一個人的綜合能力。唯一能做到全面、客觀地測試出人綜合能力的，不是什麼考試，而是廣泛的平等的自由的社會競爭。
真正能給人們一個與其能力相匹配的公正地位的，是人盡其才、物盡其用，而不是什麼主考官，而是競爭規則--上帝。
而在一個專制的人治社會中，應試教育是必然的，也是必需的，更是這個社會的有機整體。中國社會就是這樣。今天，在中國這個專制的社會中，回避政治體制改革而妄談素質教育，純屬褲襠裡面拉二胡--扯蛋。
與儒教經典獨佔學習內容的中國教育不同，歐洲中世紀的學術中心：修道院和大學則開放、理性得多。
6世紀，本篤教會建立修道院之初，醫學由於可以滿足修士們救死扶傷的人道需要，受到尊重，被修士們廣泛學習。自從法國博學的教育家、數學家蓋爾貝特於999年被選為教皇（後來改名為希爾韋斯特二世）後，西歐的學術開始振興。這種振興的標誌之一，就是11世紀教會學校和12世紀大學的建立。
在這些中世紀的大學中（包括教會辦的大學）開設的課程有初等三科：文法、修辭、辯論，高等四科：音樂、算術、幾何、天文。在此基礎上，又開設神學、哲學和醫學。
初等三科都與邏輯有關，高等四科都與數學有關。從這些分科中，我們可以看出這些中世紀大學在培養學生時，是以分析作為對學生的基本要求的。
隨著大學的建立，試驗家、理論家紛紛雲集于此。將工匠、江湖術士隔離在校園之外。將科學作為專門研究的事業，便由此而生。
四 歧視科學技術和勞動實踐。
天人合一雖然是被董仲舒首先明確提出來的，但其實思想精髓是早已有之。只是比較模糊罷了。
早在春秋時代，孔丘就明確地表現出了對權力的崇拜和對科學技術、勞動實踐的歧視。
"學而優則仕"（19）（《論語?子張》）學習好了就應當從政；
"君子不器"（20）（《論語?為政》），器，就是有用的器皿，將此話說得白些，就是專業技術人才不是君子。
"子曰：攻乎異端，斯害也已。"（21）（《論語?為政》）鑽研尖端，就是禍害；
"吾少也賤，故多能鄙事。君子多乎哉？不多也（我小時候貧賤，所以才學會很多卑賤的技藝。真正的君子會有那麼多的技藝嗎？不會的呀）"（22）（《論語?子罕》）
"技藝"在孔丘眼中，竟然是"鄙事"，自己被迫學會了幾件，竟自賤如此！
"樊遲請學稼，子曰：'吾不如老農'。請學為圃，曰：'吾不如老圃'。樊遲出，子曰：'小人哉，樊須也！上好禮，則民莫敢不敬；上好義，則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則民莫敢不用情。夫如是，則四方之民繈負其子而至矣，焉用稼？'"（23）（《論語?子路》）
在孔丘的眼中，民眾還是人嗎？背後說學生的壞話，是孔丘的一貫表現，也是萬世師表的"為師之道"。
有了老師的教導，學生們也不甘落後。
子夏曰："雖小道，必有可觀者焉，致遠恐泥，是以君子不為也"（即使是小技藝，也一定有可取之處，但是這會妨礙遠大的事業，所以君子不做這些事）（24）（《論語?子張》）
君子這也不幹，那也不幹，那君子到底該是什麼樣呢？
"若有一臣，斷斷兮無他技，其心休休焉，其如有容焉。人之有技，若己有之；人之彥聖，其心好之，不啻若自其口出，寔能容之，亦能保我子孫黎民，尚亦有利哉！......（有這樣一位臣子，老實誠懇而無別的技藝，與世無爭，有容人的度量。人家有本事，就好象他自己的本事一樣，別人品德高尚，本領高強，不但口中稱道，而求內心確實也很喜歡。這種寬宏大量的人，是可以保全我的子孫和黎民的幸福的，是實在有利於國家的人。）"（25）（《大學》）
原來儒生眼中的君子就是一個不懂專業技術，專門外行管內行的領導。
還是"亞聖"孟軻說的露骨和痛快：
"勞心者治人，勞力者治於人；治於人者食人，治人者食於人，天下之通義也。"（26）（《孟子?滕文公上》）
由於聖人們的教導，科學技術在中國人的眼中成了"奇技淫巧"。儒教經典《禮記》中甚至提出："奇技奇器以疑眾，殺！"
正是儒教對科技的歧視，使得中國古代的科學技術處於被禁錮、被歧視、被窒息的地位。從事科學研究的人，不僅得不到政府的支持和民眾的理解，並且還要承擔很大的風險。
孫中山先生曾說：在中國社會"創造新器，發明新學，人民以懼死刑，不敢從事。"
在儒教統治的中國，在"孔聖人"的二畝地頭，科技落後是順理成章的。科技發達才是咄咄怪事。
古希臘的科學發達，主要表現在理論方面。在實驗、技術方面，卻是裹足不前的。這是古希臘人鄙視手工勞動的思想所造成的。
在古希臘，動手做實驗被認為是不光彩的。就像阿基米德這樣的實驗大師，也都為自己製造儀器感到羞恥。
柏拉圖甚至指責兩個希臘人製造儀器來解決幾何問題是在"污染思想"。
在古希臘，學者和工匠之間的鴻溝是不可逾越的。科學是生長在奴隸主和自由民花園中的花朵。而技術則是掌握在會說話的工具--奴隸的手中。因此，古希臘的學者們對勞動技術也是蔑視的。
古希臘人對手工勞工、實驗、技術的歧視，阻礙了其科學理論的進一步發展。也使得古希臘的的科學思想無法演變成近代的科學技術。
古希臘人的缺陷，讓歐洲的基督徒給彌補了。在上帝面前人人平等的教義，填平了學者與工匠之間的鴻溝。且基督徒將手工勞動視為閱讀上帝的著作和使自己更能接近上帝的精神生活的一部分。
正如基督徒自己所說："勞動就是祈禱"。這些中世紀"修道士是第一批人數很多的指甲下有污垢的知識份子。"（小林恩?懷特語）
正是這些靠勞動磨練自己意志、陶冶情操的修道士，最早將智慧和汗水結合起來，將科學理論和實踐結合起來，並最終使實驗成為科學的一個重要的、不可或缺的組成部分。從而使得"中世紀西歐取得的技術進步，比整個古典希臘和羅馬歷史時期所取得的進步還要多。"（27）
中世紀西歐所取得的技術進步是如此巨大。以至於15世紀時，便有東方人建議，派學生到西方學習"實用工藝"。
紅衣主教貝薩里翁（東正教）因在羅馬住過多年，所以對義大利手工業的先進水準印象極深。1444年，他寫信給拜占庭自治省的統治者，建議他派四個或八個年輕人到義大利去，偷偷學習義大利的手工技藝。貝薩里翁在信中他談到"木頭被自動鋸鋸斷，隨車輪轉的又快又勻稱"，"熔煉和提煉金屬時使用皮風箱，這種風箱無需用手推拉"......（28）
在這種背景下，一個名叫羅傑?培根的修道士，在13世紀就已預見到未來的許多技術成就。"人們可製造機器，使用這種機器，最大的船隻需要一個人駕駛，而且比那些乘滿劃手的船跑的還要快；人們能製造運貨車，他們無需牲畜牽引，而且速度驚人；人們能製造飛行器，一個人乘在飛行器上，可以用機械翅膀拍擊空氣，就象鳥一樣......人們還能製造使人能潛入河底的機器......"（29）
正是基督教徒將科學理論、可控試驗、實用技術結合在了一起，並使這三者形成了一個良性互動的迴圈機制，創造出了近代科學的神話。
通過以上四點粗略的分析，我們就可以看出儒教反科學的真面目。
天人合一，其實質是對"天"的否定。天人合一是無神論者的最高哲學成就。同時他也體現了中國龍文化的女性本質：男人的實質是理性，女人的實質是感性。男人離上帝近，女人離自然近。男人具有"靈性"，女人具有"物性"。女人的"物性"在戰爭時期表現在她們是一種戰利品，在和平時期表現在女人是被觀賞的物件。女人在被觀賞中，能得到很大的愉悅。這使得女人具有了愛美的天性，甚至不惜自殘。
儘管女權主義者對此也有嚶嚶的幾聲非議，但她們終難抵擋女人愛美的洪流。
女人之所以與哲學無緣，是因為她們是大自然的一部分，她們只是哲學的物件，而非哲學的主體。女人感性思維的最高"哲學"成就，就是物我不分的"天人合一"。
道教也是反科學的。
道教的創始人李耳，認為學習和"道"是背道而馳的，並且學習會傷害"道"，"為學者日益，為道者日損"（30）（《老子?四十八章》）。
科學技術對於社會不僅無用，並且有害，"民多利器，國家滋昏""人多技巧，奇物滋起"。因而他主張"絕聖棄智""絕巧棄利"，奉勸統治者"常使人無知無欲"，行"無為而治"（31）（《老子》）
道教的老二莊周更加反對科技，他認為"道"只能通過"冥通"或"冥合"來悟，而不能通過學習得到。因而他主張"墮肢體，黜聰明，離形去知，同於大通，此謂坐忘"。（32）（《莊子?大宗師》）
在《莊子?天地篇》中，莊周講了一個故事：
子貢到南方的楚國遊歷，返歸晉國，在經過漢水之南時，看見一位長者在菜園裡勞動，向井邊挖水渠，抱著甕取水澆灌，用力很多而功效很小。子貢說："有種器械，一天可以灌溉一百畝田，用力少而功效大，您不想使用嗎？"
老翁抬頭看看他說："怎麼回事？"
子貢說："用木頭鑿成機械，後重而前輕，提水如同抽引，快如沸湯上溢，這種機械名叫桔槔。"
老翁滿面怒容地冷笑說："我聽我的老師說，有機械的必有機事，有機事的必定有機變之心。機變之心藏在胸中，就不具備純潔清白的品質。不具備純潔清白的品質，就會神情不定。神情不定，就不能載道。我不是不知道那種機械，而是恥於去用它。"
子貢滿面愧色，低頭不語。
可見，機械、機事、機心是和"道"相悖的，相對立的。
"南海之帝為儵，北海之帝為忽，中央之帝為渾沌。儵與胡時相遇於渾沌之地，渾沌待之甚善。儵與忽謀報渾沌之德，曰：'人皆有七竅以視聽食息，此獨無有，嘗試鑿之'。日鑿一竅，七日而渾沌死。"（33）（《莊子?應帝王》）
渾沌就是渾沌，一開竅，他就死了。
中國古人曾將純科學視為"屠龍之術"，現代人只是將其理解為無用之術。因為世上的龍太罕見了。其實，發明"屠龍之術"一詞的人，應是位與中國龍文化靈犀相通之人。龍和道是統一的，理性、科學對道和龍的傷害都是致命的。
然而，現實中的道、渾沌並不是任人擺佈和敲鑿的，龍也不是容易被屠的。面對理性的進攻，龍會使出太極功夫，運用種種纏綿的手段。要麼躲避理性的鑿擊，要麼將理性的衝擊力化為己有，借力發力，轉身一推，四兩撥千斤，將理性的主體推出門戶之外......這也是近代中國雖屢遭國外先進科技的侵入，但自己始終擺脫不了渾沌思維，培養不出科學精神的原因。
正是渾沌的道，使得中國人難得糊塗、缺乏認真、理性、邏輯思維能力。
認真的人也有，戰國時的楚國人屈原，就對儒道教的宇宙觀提出了質疑。他在《天問》中對宇宙的起源、人類的起源、日月星辰為何不墜、太陽運行的軌跡等問題一口氣提出了170多個問題，但是沒人能回答他。最終，他因不被社會所容，投江自殺了。
認真的人還有山西的李松綠，但他的舌頭被割斷了；還有海南的何海生，但他神秘猝死了；還有湖南的青年教師李尚平，但他被人暗殺了......
認真，是被中國龍文化所極力排斥和扼殺的東西。
認真就是認識真理，而龍是抵擋人們認識真理的。
太極圖是"渾沌"和"道"的肖像，是中國人靈魂的寫照。
太極圖首先是一個封閉的圓圈。他使得中國人的思維保守、內向、兜圈子，缺乏開拓性和創造性。他也使得中國人自我封閉，缺乏合作精神。有了一點技術，也是傳子不傳婿。寧可失傳，也不讓肥水流入外人田。
太極圈內，黑白混淆，混沌糊塗。它使得中國人的思維感性化，且具有詭辯性，排斥理性邏輯，最終與真理無緣。
太極圈內只有曲線沒有直線，太軟，沒有硬度。他使得中國人"百事運用之妙，完全存乎一心"，缺乏硬性檢驗對錯的客觀尺度，建立不起試驗機制。
與太極圖對立的是十字架。
十字架是開放的，是沒有界限的。他使得基督徒的思維開放、外向、積極進取，富有開拓性和創造性。他使得基督徒具有合作精神，使得科學研究的社會化合作成為可能。
十字架由經緯分明、橫平豎直的兩條直線構成。他使得基督徒具有了排斥詭辯的分析和邏輯思維能力，他使得人們能用機械的、邏輯的思維，將複雜、混沌的大自然剖析開，使之直線化、簡單化、概念化，再作具體分析，直到最終得到真理。
十字架不存在任何曲線，具有百分之百的硬度。他使得基督徒重視實驗，讓試驗最終成為檢驗理論正確與否的唯一標準。
十字架與太極圖是兩種完全對立的宇宙觀。
曾經有個笑話，像是在揶揄德國人，說如果有根針掉在地上，中國人會憑著自覺去尋找，而德國人則會在地上畫上方各，逐格去尋找。
其實這不單是個笑話，他也是中西方兩種思維方式不同的形象說法。
基督徒在研究自然時，大腦顯得很機械，總是將物件格式化，將一個整體分解開，逐步分析，直到最後得到一個具體的、本質的、精確的答案。
中國人在研究自然時，大腦顯得很靈活，總是憑著直覺去感悟，最後得到的答案也是綜合性、外表化、模糊的答案。
在一個小的區域內，在短的時間內，憑直覺"找針"要比劃方格"找針"有優勢。但是如果在一個很大的空間裡，很長的時間內"找針"，劃方格子做法的優勢就會逐漸表現出來：
第一，它可以避免一個人走回頭路，作無效的重複勞動。
第二，它有利於許多人在空間上進行合作。不同的人可以在不同的區域內"找針"，避免了智力、資源的重複浪費。
第三，它有利於多代人在時間上合作。一代人結束了，下一代人可以繼承父輩的工作接著找下去。他們的工作成果因此可以一代一代積累下去。
第四，它有利於機械化作業。劃格子這種機械的工作方式，很容易讓人想到發明一種"搜尋機器"來代替人力，逐格"找針"效率更高。今日世界的機械化、數位化就是這種機械式思維的延伸。
總之，這種機械式的思維從短時間內看是笨拙的，但從長遠的眼光看是聰明的。是一種大聰明，是真正的大智若愚。
憑直覺"找針"則正相反：第一，他免不了使一個人走回頭路，作無效的重複勞動。第二，他無法使多人在空間上合作。參與的人說再多，也會因重複勞動而使巨大的人力物力白白浪費掉。第三，他無法使多代人在時間上合作，一代人的工作下一代人仍要重複，數代人的工作無法積累。第四，他不利於實現機械化和數位化。直覺和機械化、數位化是矛盾的。
這種直覺式"思維"，從短時間內看是聰明的。但從長時間來看是愚笨的。這是小聰明，是大愚若智。
邏輯思維是理性思維、男性思維。
直覺思維是感性思維、女性思維。
直覺思維是具有早期優勢的。但時間一長，它的劣勢就會越來越明顯。邏輯思維具有後期優勢，時間越長，其優勢越明顯。
當歐洲的醫學知識越積越高，他們的醫生開始從細胞的層次上為病人診斷疾病，用生化藥品為病人治療時，中國的醫生們仍在年復一年地重複著遠古祖先的感性發明，用金木水火土為病人診斷，用草根樹皮為病人治病。
當一名文弱的歐洲人拿起數代祖先的科技成果--來福槍去征服世界時，中國的壯漢還在日復一日地苦練著祖先傳下來的太極拳、洪拳、義和拳以及刀槍不入的氣功法術。
兩者相遇結果如何？請看中國的近代史。
在中國的古代思想中，墨家思想是個另類。
和儒、道反科學的態度不同，墨家非常重視對自然的研究，並且在理論上和實踐上都取得了很高的成就。其創始人墨子在幾何學、力學、光學等方面的造詣很高，已超越了手工業者的局限，做到由具體到抽象，由個別到一般的歸納總結。
墨子的研究已展現了純科學的萌芽，已經踏上了數量科學的門檻。可惜的是，墨學後來被中國人所拋棄，幾乎成了絕學。墨學在中國衰落的原因，也正是科學在中國衰落的原因。
墨子（名翟約西元前468――376）出身平民，他出生在孔丘之後、孟軻之前。他所創建的墨家學派和儒家並立，為當時的兩大顯學。同時，墨家又是儒家的最大的反對派。
儒家宣揚無神論，"不問神怪亂力"，墨家提倡"天志""明鬼"宣揚有神論。
儒家主張厚葬久喪，墨家主張"節葬"。
儒家重音樂，講排場，墨家主張"非樂""節用"。
儒家信宿命，墨家信"非命"。
儒家主張"親親有術，尊賢有等"的別愛，墨家主張人人平等的"兼愛"。
儒家信"上智下愚不移"，墨家信"官無常貴，民無終賤"。
儒家主張"勞心者治人，勞力者治於人；治於人者食人，治人者食於人。"墨家主張 "賴其力者生，不賴其力者不生"......
追求"興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的墨家，是一個為廣大勞動人民謀福利的、具有科學民主精神的學說。
也正因為如此，當時與儒家並稱顯學的墨家思想，被中國的專制龍文化視為異端，遭到了龍文化的排斥，被國人所唾棄和遺忘。
就連最為公允的史學家司馬遷，也敵視墨子和墨家學說。他的《史記》力求寬博，多為先秦諸子立傳，但偏偏對墨子不感興趣。他明知儒墨同為顯學，並是一對冤家，但卻把墨子的名字附于《孟子荀卿列傳》的末尾。以區區24個字一筆帶過："蓋墨翟宋之大夫，善守禦，為節用，或曰並孔子時，或曰在其後。"
直到鴉片戰爭後，中國人出於學習科學民主的需要，墨學才從歷史的舊紙堆中被挖掘出來，得以重見天日。
墨學這個追求科學的屠龍之術，屠龍不成，反被龍屠。
今讀墨學，不勝感慨。假如中國人能過沿著墨家思想的道路繼續前進，就完全可以進入以實驗方法和數學方法為主要特徵的近代科學領域。如果戰國群雄能聽從墨子"非攻"的主張，你不吞併我，我不吞併你，就像歐洲中世紀的封建國一樣彼此和平共處，良性競爭。那麼春秋戰國的思想、學術繁榮一定會延續下去。
誠如此，估計中國人早在宋朝的歷史時期內就造出原子彈了。
墨家思想類基督思想，但兩者又有質的差別。
墨子所說的鬼神，並不是上帝耶和華。上帝的威嚴足可以使歐洲的列國彼此和平共處，而墨子的鬼神卻不能震懾戰國的群雄停止兼併戰爭。
直到今天，中國人也做不到"非攻"。要麼大一統，要麼軍閥混戰。一直重講戰國故事--無神論的中國，不幸的中國。
墨子和耶穌同為木匠出身，墨子的才華不比耶穌遜色，但墨子終被龍屠，而耶穌卻的復活永生。這是為什麼？墨子是個肉身凡胎的偉人，而耶穌卻是道成肉身的神。
談到科學，人們常存在兩個誤區：
第一，中國古代的科技很發達，只是到近代才落後了。
第二，基督教是反科學的。
先說是一個誤區。
讓中國人認為自己祖先科技很發達的第一個東西，就是所謂的中國古代"四大發明"。我們的祖先本來是不以發明為榮、反以發明為恥的。只是到了鴉片戰爭後，保守人士為了證明國學的優越，為了增強民族自信心，整理國故，才整理出了個四大發明。
在這所謂的四大發明中，除了活字印刷之外，其他的三個發明，其實是存在爭議的。但這"四大發明"的確讓屢遭屈辱的阿Ｑ們自我陶醉、自我勝利了一百多年。
直到今天，仍是他們用來證明民族文化優越的一個朗朗上口的武器。
讓中國人認為自己祖先科技發達的另一個東西，是著名科學史家英國人李約瑟博士所著的《中國科學技術史》（1945年出版）。
在這本書中，李約瑟論斷，無論是在以前的千餘年，還是近五百年，中國的科學技術"事實上一點沒有退步"，"一直在穩緩地前進"。而西方在經歷了"幾乎沒有任何科技上的建樹"的黑暗中世紀之後，"文藝復興來了，發生了科學大革命。"西方的科學才得以領先世界。
有了如此論斷，下面一個問題就接踵而來："為什麼這種科學大振興或大革命，不在中國或印度發生，而是在西方發生？"（34）
後來，李約瑟在1969年又重述了該難題：中國在十六世紀以前的科技發展在許多方面超過西方，何以現代科學卻起於歐洲而非中國？這就是科學史上著名的、讓中國人頗感幾分自豪的"李約瑟難題"。
中國文化是一套完整的自欺欺人的文化。她的欺騙性很強，不論是自欺還是欺人，他都遊刃有餘。
"自欺"，使得身處水深火熱之中中國人自我陶醉。"欺人"使得許多老外在長期深入地研究中國之後能得出一個讓人哭笑不得的結論。李約瑟博士也算是其中的一位。
"李約瑟難題"之所以成為一個讓別人和自己都難以回答的難題，是因為這個難題本身就是一個悖論：這個難題是由兩個結論組成，一是中國在十六世紀前科技超過西方，二是現代科學崛起於歐洲。
第二點是事實，而第一點呢，是事實嗎？李博士為何得出這樣的結論？
李約瑟所以得出如此結論，很大程度上是他將科技與技術混淆一談了。
現代科學包括科學理論、可控試驗（可以控制、重複的試驗）實用技術三個部分。只有實用技術而無科學理論和可控試驗，不能稱之為科技，只能稱之為技術。
的確，在十六世紀以前，中國的許多生活實用技術處於較為領先的水準。但這些實用技術的發明權並不能百分之百地歸於中國人。其中有些要歸功於古中國西部位於絲綢之路上的小國家、小民族。因這些國家壽命短暫，在歷史中影響力小，由他們傳入中國的技術，時間久了，也就自然成了中國的技術。
就算將這個因素忽略不計，中國古代的技術先進，也不能證明中國古代的科學就發達。技術與科學之間並不存在必然的聯繫。除了墨學之外，中國古代的科學理論和可控試驗幾乎是零。中國古代的技術發明並不是科學理論和可控試驗的結果，而只是發明者個人經驗和相關個體經驗進行組合而創作的結果。
這種技術發明是一種隨機現象，其概率取決於發明者個體的數目及與相關個體經驗得以關聯和融通的環境。大自然向人類展現的發明機會又是均等的。因此，哪個國家人多，哪個國家穩定的時間長，哪個國家的發明就會多。
這種實用技術發明是"碰巧"而成的，中國人口多，穩定的時間又長，使得這些"碰巧"更多罷了。這種"碰巧"並不是科學理論的必然，也不具備科學精神。因此談不上"科技"發達。
中國古代專制社會的穩定與人口眾多，是古代任何國家都羡慕的。這種現象是中國文化女性化的結果。
女性的直覺思維具有早熟性和初期優勢。中國文化是一種早熟的文化，中國社會也是早熟的社會。
今日的專制者又在鼓吹民族復興，復興什麼？還想重現小學一年級時當女班長的風光嗎？其實，專制者也未必不知道這是在做白日夢。只不過"民族復興"是能為專制找到的唯一一個漂亮的煽情的代名詞而已！
再談第二個誤區。
只要一提到基督教統治的中世紀，人們首先想到的就是"黑暗"這個詞。尤其是在講科學的時候，"黑暗"是人們對中世紀普遍且根深蒂固的看法。因為這種看法有明確的、鐵的事實作依據，這個事實就是宗教異端裁判所曾將幾個科學家活活燒死。
這種看法，是人類認識史上的一大誤區。
所有持中世紀黑暗傳統看法的西方科學史家，無不面臨著這樣一個悖論，即中世紀與近代科學的完全間斷性，無法面對中世紀到近代科學時代的迅速過渡這一歷史事實。
為了解決這一困惑，編史家便一味頌揚文藝復興，並從中搜索近代科學的雛形來做唯一答案。這些科學史家們使人們至今仍在堅信，正是文藝復興，揭開了中世紀的黑色帷幕，宣告了近代科學的降臨。
那麼為什麼文藝復興偏偏誕生在黑暗的中世紀歐洲，而不是別的什麽地方。比如接受古希臘科學知識更早的阿拉伯國家？這是傳統的編史家又要面臨的一個難以回答的問題。
說中世紀黑暗是有道理的，這是文藝復興時期人們對中世紀神權的專斷、教會的殘酷的一種正常的反應。這個"黑暗"是帶有感情色彩的。
21世紀的今天，人們應該拋棄這種感情色彩，用理性的客觀的眼光重新審視中世紀。尤其是中國人，更不能人云亦云。
一個胖子大嚷高蛋白的壞處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如果一個饑餓得浮腫的病人也跟著叫嚷高蛋白的壞處，則是可笑的。
早在古羅馬時期，聖奧古斯丁（354――430）就將古希臘哲學家中唯理論傾向最典型的視數學為真正科學的柏拉圖的思想用來論證基督教義，將神學與哲學結合起來。他也因此成了教父哲學的代表人物。
到了十三世紀，聖托馬斯?阿奎那（1225――1274），又有將古希臘中最博學的哲學家亞里斯多德的學說與基督教義相結合，並接受了托勒密的天文體系。他將神學看成科學或哲學，認為人類理性來之於上帝，理性與信仰並不矛盾，是統一的。他因此成為經院哲學的集大成者。
除此之外，基督教還吸收了包括蓋倫醫學理論的更多的古希臘科學思想。聖阿奎那細緻的工作，使得古希臘原始科學結構的"珍珠"被鑲入了一個更大的、可以使其進一步成長的基督教文化的"珍珠貝"之中了。
亞里斯多德學說，托勒密的天文體系，以及蓋倫的醫學，成為基督教自然觀的一部分。哪裡有基督教，哪裡就會傳授、學習這些科學知識。本來科學是專業化的，是難懂的，但現在卻成了人們必須接受和研究的教義。
宗教吸收了科學成果，使宗教變得強大了。強大了的宗教，也把科學的宗旨傳遍了他們所及的每一個角落。
到了十三世紀，在基督教世界裡，亞里斯多德的各種著作，已經家喻戶曉。如果亞里斯多德能知道他那在古代頗為深奧、只為少數門徒接受的學說，會這麼快地社會化，一定會目瞪口呆的。
基督教能吸納並傳播外來的科學，而儒教卻將自己土產的科學也給排斥掉了。這兩種截然不同的、對立的對待科學的態度說明了什麼？
科學理性在逐步成長，原來巨大的宗教"珍珠貝"開始變得狹小了。權威的亞里斯多德和托勒密，越來越受到追求真理和思想敏捷的基督徒的普遍懷疑。到了1543年，新科學與舊神學的矛盾終於爆發了。
這一年，哥白尼在臨終前發表他的《天體運行論》。這一年，通常又被視為近代科學革命的開端。
而哥白尼本人，這位向舊神學致命一擊的近代科學革命的開創者，卻是一位一輩子在修道院供職的牧師。
此後出現的近代科學史上重要的人物，如帕斯卡、波義耳、培根、伽利略、開普勒、牛頓等科學巨匠，無一不是虔誠的基督徒。他們都堅信自己的研究，恰恰是修正了過去的一些不適當的看法，更好地維護了上帝的尊嚴，是對上帝為自然立法的最有力的證明。
其中最偉大的科學家牛頓，在完成一系列科學重大發現之後，更為上帝所傾倒，完全醉心於神學，並寫下了大量的神學著作。他的科學手稿共一百萬字，而他的神學手稿則有一千萬字之巨--不是別人，正是基督教會自己，逐漸將將科學的水煮沸的。
當教會為了戰勝不再服從舊神學的科學，為了阻止科學之水沸騰而不惜動用火刑時，一切都為時已晚。
如果將中國儒道教和基督教做個對比，你就會看出，基督教好比是一位老實的火夫，他辛辛苦苦地將科學之水煮沸了，但對於突然到來水的沸騰和昇華，又感到害怕了。於是便忙不迭地、"張牙舞爪"地去揚湯止沸。儘管他最後因此落下了一個阻擋科學進步的壞名聲，但實際上，他實是科學進步的功臣。
中國儒道教則是位狡猾的火夫，為了防止水的沸騰，他乾脆釜底抽薪，根本不把水加熱。就如真的專制不是向遊行隊伍投催淚彈，而是根本就不讓遊行的事件發生。
面對沸騰的科學之水，基督教會的揚湯止沸，不僅沒能阻止水的沸騰，反而加速了水的昇華。基督教會對新科學表面上的遏制，反而起到了否定放大作用。
哥白尼的《天體運行論》在牛頓的慣性定律和萬有引力定律出現之前，並不比托勒密的學說更正確。因為他和很多顯而易見的直觀現象相矛盾。在當時的社會上，只有閉眼不見它與現實觀察相矛盾的人，才會信奉他。大多數人信奉哥白尼學說並不是別的什麽原因，而是因為哥白尼的學說與當時的基督教會所信奉的舊神學對立。
基督教會對科學的扼殺，不僅沒有講科學殺死，反而為科學做了廣告。
世上有這樣的"傻子"、"冤大頭"嗎？辛辛苦苦地培養否定自己、嘲笑自己的反對力量，甚至以自己落下壞名聲的代價去傳播他，無怨無悔，千年如一日？
有一個，也只有一個，那就是道成肉身、具有上帝形象的耶穌基督。作賤、犧牲自己，成全、拯救人類，正是耶穌基督的精神實質！
上帝、耶穌的愛，是深沉的，是永恆的，阿門。
如果能對人類歷史做個深入的思考，你就會同意這樣的看法：眾多的、默默無聞的傳播福音的基督教傳教士們，才是人類社會進步的真正源泉和動力。
傳教士是聖靈的"接收器"和"感測器"，他們蒙聖靈的感召，帶動大家一同向神的國度--天國前進。他們是人類進步史中真正的無名英雄。和他們相比較，科學家們倒是善於故名釣譽的"摘桃者"。
歐洲中世紀一千年，不是黑暗的，而是理性的、禁欲的、高尚的一千年。
這一千年是歐美文明大廈的根基。他之所以容易被人們誤解，那是因為奠定根基的艱苦工作是在地平面以下進行的。並且這些工作的作用又是潛在的、長遠的，常常不被人們的肉眼所見的。
"文藝復興"之所以耀眼、眩目，之所以被人津津樂道，那是因為他是為慶祝奠基工程結束、大廈工程露出地平面時而放的禮花。為這些禮花歡呼，是人之常情。但將大廈工程的崛起歸功於這些煙火，則是愚蠢的。
今天，歐美之外的人們看到人家文明大廈的輝煌，頓生羡慕，紛紛學習模仿。但總是不成，為何？--沒有千年的奠基，樓是蓋不高的。
人類始祖偷吃了智慧果，便犯下了原罪，失去了最早的樂園--伊甸園。
但上帝愛人，並沒有拋棄有罪的人類，而是抱著極大的耐心和信心，派先知啟示人，派獨生子耶穌與人重新立約，來拯救人類。不放任人類用智慧將自己毀滅，引導人類用智慧來走正路。
這條正路，就是人類通往新的伊甸園--天國之路，就是人類由罪人變成神--與耶穌一同作王的道路。
理性是把雙刃劍，沒有真神的帶領，他將戕害人類。有真神的帶領，他就是一把人類在走向天國途中的披荊斬棘的寶劍。
魔鬼名叫撒旦，就是阻擋的意思。他誘惑人類偷吃智慧果，但他又抵擋人類走向天國，抵擋人類認識真理，企圖讓人用自己的小聰明去自相殘殺，最終使人類整體毀滅。
敬畏耶和華是知識的開端，愚妄人藐視智慧和訓誨。（箴1：7）
心無知識的，乃為不善。（箴19：1）
要得智慧，要得聰明，不可忘記，也不可偏離我口中的言語。不可離棄智慧，智慧就護衛你，要愛她，她就保守你。智慧為首，所以要得智慧，在你一切所的之內必得聰明。高舉智慧，她就使你高升；懷抱智慧，她就是你尊榮。她必將華冠加在你頭上，把榮冕交給你。（箴4：5--9）
敬畏耶和華，是智慧的訓誨。（箴15：1）
阿門。
⑴（《春秋繁露?順命》）
⑵（《春秋繁露?為人者天》）。
⑶（《春秋繁露?人副天數》）
⑷（《春秋繁露?基義》）
⑸（《白虎通義?五行》）
⑹（《漢書?董仲舒傳》）
⑺（《春秋繁露?必仁且智》）
⑻（《大學》）
⑼（《二程遺書》）
⑽（《二程遺書》）
(11)（《晦庵先生文集》）
(12)（《乙巳占》）
(13)（《開元占經》）
(14)（《三國演義》）
(15)（《地理人子須知》）
(16)（《勘輿漫興》）
(17)（《三國演義》）
(18)（馮桂芬《校邠廬抗議?改科舉議》）
(19)（《論語?子張》）
(20)（《論語?為政》）
(21)（《論語?為政》）
(22)（《論語?子罕》）
(23)（《論語?子路》）
(24)（《論語?子張》）
(25)（《大學》）
(26)（《孟子?滕文公上》）
(27)（斯塔夫裡阿諾斯《全球通史》）
(28)（《全球通史》）
(29)（Ｌ．懷特《發電機和處女的重新考慮》《美國學者》）
(30)（《老子?四十八章》）
(31)（《老子》）
(32)（《莊子?大宗師》）
(33)（《莊子?應帝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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