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天子，家天下。周公姬旦用宗法建國，官職家族化、世襲制。
隨著冶鐵技術的傳入，廉價的鐵制工具逐漸在農業生產中普及。使得生產力得到快速的提高。農業生產力的提高，也促進了手工業和商業的快速發展，這使得許多平民出身的人成了新興的地主和富有的商人。這些貨幣新貴們，隨著經濟地位的升高，愈來愈要求受到法律保護，以保障自己的財產安全和謀求更大的發展。
於是，在春秋時代，中國歷史上出現了第一次要求法制的鬥爭。
周朝是建立在宗法等級制度之上的。他的法律是由"禮"和"刑"兩部分組成。
"禮"主"刑"輔，兩者的物件是不同的。"禮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⑴ 。刑法是專門針對庶民百姓的。刑法掌握在世襲貴族官僚手中，並不公佈出來。貴族官僚可以很隨意地斷罪量刑。新興地主和商人為了保護自己的利益，要求打破貴族官僚對法律的壟斷，要求將法律公佈於眾，旗幟鮮明地要求公佈成文法。要求法制的士人，就是春秋時代百家爭鳴中的法家。
西元前536年，鄭國執政子產把刑書鑄在鐵鼎上，公諸於眾，打破了藏刑書於官府的慣例，開創了公佈成文法的先河。
西元前513年，晉國大臣趙鞅和荀寅將刑書鑄於鐵鼎之上，公諸於眾。
西元前501年，鄭國大夫鄧析首次提出反對"禮治"，主張"事斷於法"，並起草了適應社會進步的新成文法刻在竹簡上，史稱竹刑。
之後，又有衛國的李悝、秦國的商鞅等法家人物，紛紛反對禮治，主張"法不阿貴，不別親疏貴賤一斷於法"，主張廢除世卿世祿的世襲制度，取消舊貴族的政治特權等。
法家對法治的要求，從一開始便遭到了舊貴族和儒生們的反對。舊貴族是為維護自己的既得利益，儒生則是為了捍衛自己的價值觀念。
和法家相反，儒教反對法制，竭力維護周朝的等級禮治，主張"厚古薄今"、"法古無過，循禮無邪"。
在法家鑄刑鼎公佈成文法時，儒教鼻祖孔丘就明白無誤地指責法家："民在鼎矣，何以尊貴""貴賤無序，何以為國？"⑵
晉國大臣叔向在給子產的信中說："先王權衡事情的輕重來決定刑罰，不制定刑法，就是怕老百姓產生爭訟之心。舊傳統、舊制度是不能改變的。公佈了成文法，改變了以往的舊制，老百姓知道了法律，便不敬重上司了。人人都有相爭之心，都引用法律作根據來為自己辯解，並且僥倖獲得成功。要想統治老百姓就很難了......老百姓拋棄禮儀而引證刑書，一字一句都要爭個明白，犯法的案件就會多起來，賄賂到處通行，恐怕在你活著的時候，鄭國就要衰敗了。"
面對儒生、貴族的詰問，子產竟然是理屈詞窮，只好回答說："我沒有才能，不能考慮那麼長遠，我是以此來挽救當代人的。"⑶
我們根本沒有資格責備子產理屈智淺。從今天中國的法制現狀來看，2500年後的現代中國人，仍沒有能回答儒生對法制的質疑。
孔丘、叔向的話雖不多，但他們卻提出了法制建設的兩個關鍵問題。孔丘的話提出了平等與秩序關係的問題。叔向的話提出了法制與道德關係的問題。
人類自組成社會之日起，就有了法律。但是有了法律並不等於就是法制社會。只有做到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才叫做法制社會。平等是法制的靈魂。
自從人類始祖偷吃了禁果，犯下了原罪，人就變得自私，就丟掉了善，丟掉了平等。
人一出生，每個個體的家庭、智力、體格、容貌之間就存在著千差萬別。人由於自私而相互爭奪、相互競爭，結果就形成了秩序。那些智力優秀、體格強健、容貌美麗的人，就會佔有多的資源和財富，從而位於秩序的上層。相反者，就位於秩序的下層。
這種秩序一旦形成，就會產生惰性。這不僅因為人具有一種追求"靜止"的本能，更是因為位於秩序頂端的利益既得者，出於自私，總是靠自己的聰明和利用手中掌握的優勢資源，對既成秩序進行維護，並消滅新的潛在競爭對手。
時間久了，當將軍的兒子、孫子仍是將軍，奴隸的兒子、孫子仍是奴隸時，當初由競爭而得到的秩序的"合理性"就不存在了。這時，秩序就會崩潰，產生新的競爭。直到新的秩序出現。如此循環往復，構成了人類的歷史。
從這個角度看，人對秩序合理性的追求，是人類社會的運動和前進的一種動力。人追求秩序的合理性，其具體的表現，就是追求競爭機會的平等。追求平等是追求秩序合理性的精神實質。
因此，追求平等是人類社會發展的一種動力。古代奴隸主可以對奴隸們的任意殺戮，而今天總統則由人民選舉、並受人民批評。人類的歷史正是人類不斷追求平等、並不斷取得成果的歷史。
就象人對善的追求一樣，人對自己丟失的平等，有著執著的、永恆的追求。
人類種群中，智力特別優秀者和先天癡呆者，其生育率都是很低的。男女在擇偶時，是不自覺地受著"互補"原則支配的。這都表現了人類種群發展的趨同性。這種趨同性正是平等的生理基礎。
隨著人類社會的進步，使得非遺傳的、後天的因素對人的綜合素質的決定性所占的比例愈來愈大，這使得人們的綜合素質的差距會愈來愈小，而趨向平均化。個體素質的平均化，正是平等的社會基礎。
和善一樣，平等是人類社會的發展方向。
平等不只是一種精神追求，人們總是將這種精神追求的成果以道德、法律等形式固定下來，形成一個社會事實，成為一個真實的存在，與秩序一起構築人類社會。
平等和秩序不是對立的，而是相輔相成的。
平等可以使有才幹的士兵當將軍，可以使不稱職的將軍被免職。人事可以變化，但將軍永遠領導士兵；只有人事及時變化，才能確保將軍永遠領導士兵。這叫做"鐵打的秩序，流水的官兵"。
平等是秩序合理性的最大保障，同時也是秩序穩定性的最大保障。沒有平等競爭的人事僵化，不僅會使有令不行、有禁不止，也使秩序徒存虛表，還會使人們拋棄秩序本身，去追求平均主義。
秩序等級也是平等的保障。將軍的能力強，做的貢獻大，應該得到大的榮譽和高的薪水；士兵的能力差，做的貢獻小，應該得到小的榮譽和低的薪水。這保證了士兵和將軍在人格上的平等，保證了士兵和將軍的關係得以建立在法制的基礎上，而不是打罵和體罰的基礎上。
平均主義只是官兵平等的假像，等級不通過外在的榮譽和物質來表達，那他就會通過士兵的人格受辱、送禮、行賄等看不見的暗管道來表達。這種暗管道會使所有保障平等的道德、法律成為一紙空文，從而對平等構成致命的傷害。
秩序是有利於社會發展的，而社會發展的方向正是平等。
秩序是一種縱向的關係，平等是一種橫向的關係。二者共存于社會和人心中。這種縱橫交錯的和諧關係，是"十字架"的寫照，也是"十字架"給人們的神秘啟示。
不平等的根源是個體差異，平等的根源則是對個體差異的超越。一個整日紮在人堆兒中的人，他看到的全是人與人的差別。將他棄置荒原整日與野獸為伍，他再看到人時，就會發現人和人原來是同綱同目同科的生物，人和人原來是相同的。他能看到人的相同性，是因為他站在人類社會之外。這種相同性是有局限性的，真正的百分之百的相同性、平等性，只有在真正超越人類社會的一個無限高的支點上才存在。從這個支點上看，每個人都無限渺小。僅僅為一個點、一個存在。能在這個支點上俯瞰人類的，只有上帝。
上帝是平等的"支點"，是平等的主體，是唯一的主體。
一個無神論者，平等的念頭是無從產生的。
周人、孔丘都是否定上帝的無神論者。他們只看到人與人的差別，並將這種差別人為地誇大，再用等級禮制、世襲制度使之永久地固定下來。
孔丘將人事與秩序相混淆，並以維護秩序的名義，維護著等級禮制，維護著僵化的等級人事。以使社會完全靜止，停止前進。使社會處於靜止狀態，是孔丘的真正目的。
在儒教中國，人們要維護秩序，就必須維護人事。脫離人事維持秩序，必定導致混亂。因為中國沒有保障良性競爭的平等精神和信仰。
孔丘將秩序與人事永久性地捆綁在一起，將秩序建立在人的基礎上，而不是信仰的基礎上。這對秩序是一種真正的傷害。它使中國人對秩序產生仇恨，渴望無秩序的平均主義，導致中國社會週期性的動亂，導致中國社會人亡政息，政策缺乏穩定性和延續性。
孔丘維護僵化的人事，只能使統治集團變得專橫無比，並不能真正的維護人事。
專橫的統治集團總是隨著其寄生的秩序的混亂而毀滅。而注重秩序而不注重人事的基督教國家，不僅維護了秩序的穩定，政策的延續，並且使得許多國家傳統的皇室至今仍受著人們的尊敬。
無神論的孔丘是沒有絲毫平等概念的。平等在他的眼中，永遠是沒大沒小、貴賤無序、國將不國。所以他對公佈成文法，對法制是刻骨仇恨的。
不是還有法家在追求法制、追求平等嗎？
是的，法家是在追求平等。但法家追求的平等，僅是官僚貴族和平民之間的平等，並不包括皇帝在內。因為在無神論中國，皇帝是唯一的平等實施者、支撐點、主體。
這就是無神論者的不幸。他們要麼像儒家一樣徹底否認平等，要麽像法家一樣，將皇帝作為平等的主體。
法家為了證明皇帝具有超越平等的特殊性，就需要將皇帝神話。就象韓非子所言："龍頸有逆鱗三尺，觸之必怒"。這為日後法家與道教的結合埋下了伏筆。
然而皇帝並不是神，他們都是有七情六欲的凡人。他們是做不到百分之百平等、公正的。他的寵臣犯了法，他的親屬犯了法，他能做到不徇私情？他自己犯了法，能做到自裁？讓他們作平等的主體，平等是要打折扣的。
在春秋戰國，法、儒關於法制鬥爭的時候，秦國的舊貴族、儒生們就瞄準了法家的這個要害，唆使太子犯法，給變法的商鞅出了一道大難題。
雖然商鞅十分明白"法之不行，自上犯之"。但他畢竟不敢將太子繩之以法，只是將太子的兩個老師公子虔和公孫賈用了刑。
商鞅的執法嚴格、冷酷是中國第一，連他都不敢將犯法的王子法辦，其他人就甭提"王子犯法與庶民同罪"這句話了。這句話在中國，永遠是一個響亮的屁！
以上帝為平等主體的法律，體現的是上帝的意志。以皇帝為平等主體的法律，只能體現皇帝的意志。於是中國就有了挑筋、斷足、閹割、分屍、活剮、淩遲等酷刑；有了一人犯罪誅殺全家的連坐；有了扼殺人身自由的使"奔者無所匿，遷徙者無所容"的戶口、裡甲制度；有了像太監一樣病態敏感的、扼殺人類精神自由的文字獄......當初要求依法治國而和儒家鬥爭的法家，最終也淪為了"帝王之具"。
中國法家所追求的、所得到的只是法治，而不是今天西方民主國家的法制。
秦國以苛酷的法治一統天下，也因苛酷的法治而失天下。漢代，法儒合流，法家思想成為立法的主導，儒家思想成為司法的主導。法家苛酷的法治與儒家"溫柔"的人治有機地結合在一起，構成了中國特有的有骨有肉的專制工具。
自漢代大儒董仲舒開創以《春秋》決獄之後，儒家經典就成了中國歷代司法實踐的最高原則。董仲舒退休後，朝廷有了重大案件，仍要派廷尉張湯找其請教。
宋代，開國功臣趙普，審案時總找不到感覺。後來學習《論語》，讀了一半，就能"斷案如神"隨心所欲了。後世譽之為"半部《論語》治天下"......
既然不知平等為何物、將人分成三六九等的儒家思想成了官吏們司法的最高指南。中國司法的黑暗也就可想而知了。
可以說，中國的司法就是由不公正和冤假錯案構成的。對此，中國人早就接受了現實，變的事禮通達、心平氣和了："哪個廟裡沒有冤死鬼？"
葉公語孔子曰："吾黨有直躬者，其父攘羊而子證之。"孔子曰："吾黨之直者異於是：父為子隱，子為父隱，直在其中矣。"⑷（葉公對孔子說："我家鄉有一個正直的人，他父親偷了羊而他去告發。"孔子說："我家鄉的正直人跟他不一樣：父親替兒子隱瞞，兒子替父親隱瞞，正直就包含在裡面了。"）
孟軻的弟子桃應請教孟軻，舜為天子，他的父親瞽瞍殺了人，舜該怎麼辦？孟軻說："舜會像拋棄舊草鞋一樣拋棄天下，偷偷地背著父親，逃到海邊住下，一輩子快快樂樂，忘記了天下。"⑸
這就是"聖人"對國人的教導。難怪法家、皇帝要制定"連坐"的法律，難怪中國人總是要父債子還。
在中國，法本來是為皇帝服務的，所以權大於法。"聖人"的教導，又使情大於法。官吏的腐敗，再使錢大於法。
法律在中國，不是用來維護正義和公正的，只是統治者手中的棍棒，是官吏們手中敲詐勒索的工具。
中國的法官、官吏，一方面是鎮壓民眾的冷酷打手，一方面又是精通于權法交易、錢法交易之道的商人。
"官大一級壓死人""衙門朝南開，有理無錢莫進來"這些俗語，透露了中國司法界-這個權、錢交易市場的一些"行情"。
唐朝開國功臣秦瓊的孫子，也是皇帝的外孫--秦英，打死了一個貴妃的爹。結果秦英的姥姥和娘跑到皇帝跟前哭哭鬧鬧，就使得秦英安然無恙。
被秦英打死的是國舅尚且如此。如果被他打死的是平民百姓，又將會如何？
就這樣一個以情代法、踐踏法律的故事，竟然在中國成為千古美談，代代傳唱！中國人根本不知道世上還有正義、平等的存在。
明朝正德年間，被誣告成殺夫兇手、並屈打成招的小女子蘇三，在黑暗的司法制度面前無力回天，只能將滿腔的怨恨化作一句"洪桐縣裡沒好人"。
只到過洪桐縣的蘇三哪會知道，專制中國一盤棋，天下的烏鴉一般黑。洪桐縣在歷史上有名氣，一是因為蘇三的一句唱詞，二是因為它是中國明代由山西向中原移民的起點。許多中國人都是洪桐縣的移民。因此一句"洪桐縣裡沒好人"，竟具有了某種讖言的味道。
像蘇三、竇娥、楊乃武與小白菜等被搬上戲劇舞臺的著名冤案，這僅僅是中國冤案冰山之一角。眾多的"葫蘆僧"亂判的"葫蘆案"，都因符合儒教道德，而被永遠地埋沒在歷史的"海平面"之下了。
中國雖沒有公正，但中國人也渴求公正，於是中國就有了包青天。
包青天是一個虛構人物，他與真實的包拯相去甚遠。中國人朗朗上口的《秦香蓮》、《斬龍袍》等包公戲及小說《包公案》都純屬虛構的。真實的包拯斷案，歷史記載的只有兩起。
一起是包拯在安徽天長縣任知縣時的斷牛舌案：一位農民的牛的舌頭被人割掉了，包拯斷定是原告農民的仇人所為。當時私宰耕牛是違法的，包拯就讓這個農民將牛宰了賣肉，誘使罪犯暴露自己。
第二天，果然有人來縣衙告發。包拯一聽，勃然大怒，厲聲喝道：你幹的好事！你為什麼偷割了人家的牛舌頭又來告人家的狀？這一句話將那人犯罪的真情給詐出來了。那人終於低頭認了罪。
另一起是包拯在開封府人知府時，有兩個人在一起喝酒。一人將銀子請另一個人保管，酒醒後，此人去討回自己的銀子，保管者卻不認帳，於是官司打到開封府。
面對包拯，保管者依然抵賴。包拯便秘密派一個衙役到被告家裡，詭稱被告自己已經坦白，要他的家人將銀子交出來。家人信以為真，交出了銀子，被告只好認罪。
用今天的法制觀念--也就是西方的法制觀念來看，包拯的做法是不符合法律程式的。這裡就存在著危險，導致冤案、錯案的危險。
中國民眾之所以將包拯而不是別人當成公正、青天的化身，主要有兩個原因：
第一，中國宋朝儒學爛熟，病入膏盲，社會腐爛太甚，時代背景的黑暗，使人對"青天"渴望最迫切。並將包拯反襯成光明、偉岸的青天了。這正應了一位歷史學家的論斷：清官乃不祥之物。
第二，包拯敢於直言進諫，敢於彈劾高官、國戚、皇帝後妃，並且還能保確自己烏紗不丟、官運長久，始終在皇帝跟前吃得開，具有為民除害的能力。
包拯是以敢於直言進諫聞名於朝的，他敢於指責皇帝仁宗"失道敗德"，和仁宗當面爭吵時，言辭激烈，將吐沫都濺到仁宗的臉上，但他並未因此獲罪，反獲得了仁宗的信任與依重。
這是因為包拯牢牢地抓住了一個"忠"字，這使得仁宗皇帝在屢遭頂撞的情況下，卻能"感其忠懇"，將其視為難得的諍臣加以重用。這不僅有益於朝廷的長久利益，更能標榜自己是個寬宏大量、從讕如流的有道明君。
包拯無疑是聰明的，他很好地把握住了以忠相諫和越禮犯上之間的界限，使自己避免"忠而見謗"、"信而見疑"的悲劇。
包拯所彈劾的物件，總是影響惡劣且在官僚隊伍中群眾基礎差的人。並且，包拯只對人不對事而不對制度。並不象同時代的范仲淹、歐陽修等人，從改革制度入手，對腐敗、弊政進行標本兼治。
因此，包拯也避免了"歐陽公名滿天下，謗也隨之"的結局，並擺脫了當時激烈的黨派之爭，而成為官場上的不倒翁。
表面上，包拯是個為民請命的人。實際上，他是腐敗制度的真正維護者。正如一位歷史學家所言：清官更具有欺騙性。
中國人將包拯視為替民作主的青天大老爺，不僅是自作多情，也是愚蠢的和無奈的。
今天，處於全球一體化時代的中國，統治者已不可能象清朝時一樣胡作非為了。在立法方面，統治者不得不考慮到人權、人道和國際公約而制定出一套像模像樣的法律條文來。但在具體的司法實踐中，這些法律條文只是一紙空文。真正決定司法人員行為的，仍是不成文的傳統儒家思想。
中國人也許是世界上最習慣於不按成文法辦事的民族了。他們就像不識字的氏族公社的人一樣，對法律條文漠不關心。就是關心了，也沒用。
一個中國人在生活中遇到糾紛時，首先想到的是找熟人，而不是找律師。司法人員更是精明老道，一個個都是善於權衡利弊的政治高手。他們先看爭執雙方誰的權力大，誰的後臺硬，再看誰和自己的關係近，再看誰出的錢多，再看誰和自己的臉熟，將來可能用得著......
在他們精心算計的時候，正義、良知是不予考慮的。如果你要考慮正義和良知，不是你年輕，就是因為你是傻蛋一個。
如果爭執雙方是權勢相當的陌生人，案件本身又有油水，這對法官來說，就等於大買賣上門了。他們便有了施展才能的舞臺。"水至清無魚"，本來簡單的糾紛，法官非將他攪渾不可。官司經他們一卡、一壓、再一拖，打官司的雙方就會沉不住氣而開始向法官行賄賂了。最終誰出的錢多，誰就會贏得官司。
如果爭執的雙方都看到拖下去對自己不利，想吃點虧以私了方式結束官司，法官則不會輕易甘休。作為原告、被告的中間人，他們清楚地知道雙方的心態，他們會像市儈、小販一樣，精明地在恰當的時機給喪失鬥志的、無心糾纏的一方打打氣，透露些"內幕"，許下些諾言，讓他們繼續戰鬥下去。直到雙方的油水差不多被榨幹為止。最終原告、被告成了兩敗俱傷的賭徒，而法官則永遠是穩賺不賠的開賭場的莊家。
這種現象被群眾稱為："大沿帽，兩頭翹，吃罷原告吃被告。"
如果爭執雙方都是陌生人，糾紛又是小事，沒有油水，執法者便會採取偷懶的態度。按合同，分明是刁一欠單二1000元錢，可刁一找了種種籍口胡攪，執法者這時總是根據雙方決心的大小、氣勢的高低，做個折衷處理，命令刁一打個折扣付給單二600元或500元了結此事。執法者只是個和稀泥的和事佬，只是個寧事息人的太平官，而不是正義、公正的維護者。
他們的曖昧態度，其實是在縱容犯罪。它只能使得刁一的膽子更大，甚至借此謀生發財。
在自己的二畝地頭時間長了，對自己"村"裡的人情關係網熟悉了，執法者就會發現，在這個關係網之外的外地商人油水最大，過路的外地人最好欺負。於是他們就設個關卡專宰過路行人。
當然，現在是文明社會，不許公開喊：此路是我開，此樹是我栽，要想打這兒過，留下買路財。只能說：貸款修路，過往繳費，違規沖崗，加倍處罰。或者連關卡也不用設，幾個人穿上制服，戴上一本什麼罰款單，就可以向過路司機要錢了。一個晚下來，就會收入頗豐。
......
由於儒家思想的存在，由於權力、人情、金錢對法律的滲透干預。在中國，一個簡單的案件，就會變得非常複雜。
中央電視臺《實話實說》的主持人崔永元，他的螢屏形象被"美福樂"減肥藥廠家盜用做產品的廣告，崔永元向法庭起訴該廠家。
這是一起很簡單的名譽、肖像侵權案件。然而就這樣一場無爭議的官司，竟然一拖再拖，直到三年後，崔才得到一紙勝訴的判決，並得到廠家10萬元的經濟賠償，這與崔永元索賠金額100萬元的要求相去甚遠--儘管崔在事前"心虛"地聲明，將索賠款項全部捐給失學兒童。而在這三年中，"美福樂"仍繼續利用崔的形象賺足了錢。
這個官司在中國，是再普通不過的一個民事糾紛了。它的起因和他的結果都很"適合中國國情"，是個典型的"葫蘆案"。
三年時間，是大多數中國人都能接受的時間。10萬元，是大多數中國人都認可的賠償金額。相反，崔的100萬到是不合國情，被相當多的人認為是漫天要價。
事後，有苦難言的崔永元在《不過如此》一書中，奉勸大家和有錢的企業打官司要三思。記者關於此事採訪崔時，崔說：打官司，難，超出人的想像。無奈之餘，他竟提到了雷鋒，說人還是學雷鋒好--可見迷茫的，不僅僅是不識字的農民。
這場官司，廠家是穩賺了，崔永元好象也沒賠什麼，與廠家默契的法官們更不會吃虧，這豈不是皆大歡喜？究竟是誰吃虧了呢？
是正義，是正義吃虧了--別認為正義好欺負，誰傷害他，他就會懲罰誰。整個民族都傷害他，他就會懲罰整個民族。
1996年，在中國山西嵐縣裴家村，該村的鄉親們因村裡小學已成危房，便集資修建新教室。集資款交給政府後，新校舍卻遲遲不見完工。該村17歲的青年李松綠，於是從1998年秋開始，因校舍問題逐級上訪，成了當地有名的上訪戶。
1999年12月10日傍晚，李松綠在嵐縣縣委的門口寫下了"清除腐敗，清除貪官污吏"等反腐標語。第二天清早，懸掛在縣委門口的縣委、縣政府、縣政協、縣教育局的四塊門牌匾不見了。公安局當天將李松綠作為偷牌匾的嫌疑人抓獲，將李捆綁在自製的刑具上--一個特製的門板上長達12天之久。
期間，公安人員用木棍、電棒、手腳對李進行了刑訊逼供。並在李第六次被打暈時，割斷了李松綠的一截舌頭。
該消息被中國十幾家媒體報導後，很快，又有《人民公安報》等媒體稱李松綠的舌頭沒有斷，他身上的傷是戴上刑具後不斷掙扎時造成的。
山西省醫科大學第一醫院、第二醫院、山西省人民醫院口腔專科的專家對李的舌頭作了"無明顯舌體缺損""對致傷原因不易確定"的鑒定。率先報導此案的《山西青年報》也於2000年6月1日在頭版以"本報編輯部"的名義發表了《堅持新聞真實性原則--由本報失實刊登李松綠斷舌報導引發的教訓》，稱"這是本報近年來刊登的一片嚴重的失實報導。"
嵐縣公安局還將12家報導此案的媒體告上了法庭--本來簡單的踐踏法制、踐踏人權的案件，竟然變得撲溯迷離起來。
在案情變得複雜的情況下，《南方週末》委託北京大學司法鑒定，對李的傷情作了鑒定，作出了最後的結論："李松綠舌部創傷的成因，為銳器切割所致。"
但這個鑒定並未能使案件簡單化，未能將傷人的兇手繩之以法。
就在割舌案發生後，李松綠為之上訪的新校舍以出人意料的速度蓋了起來。為給多處受傷的兒子看病已將房屋全部出賣的李松綠的父親，也最終以對方支付９萬元的價格，和嵐縣公安局達成和解協定，不再通過法律途徑索取賠償。
這就是中國人解決問題的方式。
一起性質惡劣的，踐踏法制、踐踏人權的犯罪竟然不了了之。
嗚呼，正義何在？！人道何在？！
耶穌基督--救世主，救救我們！
2000年，加拿大華僑海南怡昌國際發展有限公司總經理何海生，在一樁房地產官司中發現海南法院系統存在一個以同學、同鄉關係為紐帶的權利相互勾結的"地下關係網"，還有一小批與他們關係密切的律師為他們做"收錢代理"，他們通過權力關係網謀取私利，破壞司法公正。於是，何海生作了件膽大驚人、出乎中國人所料的舉動，他向中紀委、海南省委、省人大、省計委、省高院舉報海南省兩級法院法官們集體違法違紀行為。他在舉報材料中，列舉了出了16名涉嫌腐敗的司法人員的"黑名單"。兩名被有關部門稱為最廉潔、雷鋒式的好幹部，正準備被提拔為兩個法庭的庭長，由於上了何海生的黑名單，到手的庭長泡了湯。
海口市中級人民法院執行庭法官馬春龍，因上了何海生的黑名單，被查出曾偽造數份假裁定書，與別人勾結侵吞國有資產數千萬元，並接受巨額賄賂，被檢察院批捕。海南省高級人民法院審判委員會專職委員、執行庭庭長馬升，因何海生的舉報，被發現有巨額財產來歷不明，而被海南省計委"雙規"。某集團負責人徐某與法官勾結，侵吞國有資產數千萬元，因何海生的舉報，徐某逃亡......正當海南的"反腐風暴"在有待進一步深入的關鍵時刻，2002年6月25日淩晨3點，何海生神秘猝死，年僅49歲。海南的反腐進程受阻......
此外，還有因舉報領導腐敗被免職、坐牢、妻子被殺害、自己受重傷的河南平頂山人呂淨一。還有因和政府領導"較真兒"討要拖欠教師工資，而被槍手暗殺的湖南益陽青年教師李尚平。
......
中國呵中國，何止一個"黑"字了得！
這些僅僅是被中國官方媒體所報導、並引起人們關注的特殊的案例。除了他們，更多的是不具新聞效應的、較普通的案例。他們因不被媒體報導，而沒能進入人們的視野。
在這些眾多的踐踏法制、踐踏人權的普通案例中，那些正直的、倔強的受害者，為了得到公正，為了討得一個說法，不怕權勢的恐嚇、壓迫，不顧親人、朋友的勸阻，常年奔波，四處上訪，執著地將官司堅持到底。但是當他們得到一紙貌似公平的判決時，他會發現他早已經得不償失，甚至傾家蕩產、妻離子散。
這些認真的人在中國社會都是失敗者。他們的失敗，以及李松綠、何海生、呂淨一、李尚平等人的悲劇，並不能使中國的法制有所好轉。他們只能使得廣大的民眾更有"自知之明"，更懂得向統治者妥協，更理解"窮死、餓死，冤死，也不要去打官司"俗言的深刻含義......
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無情者不得盡其詞，大畏民志，此謂知本。"⑹
（孔子說：審理訴訟，我同別人無差別。但我一定要使得訴訟絕跡。要使得不講人情的人不能說話。要讓老百姓從內心害怕，這才是知道統治的根本。）
同胞們，可能感到孔丘毒咒的魔力？可能聽到孔丘得意的嘿嘿笑聲？可能看到孔丘厚臉皮堆起的層層褶子？
今日中國，離法制國家還很遙遠。而儒家思想則是中國走向法制的攔路虎，是頭號大敵。
中國人一味對統治者妥協、退讓，不敢較真打官司，難道就不覺的委屈，就不覺得壓抑？
情緒肯定是有的，但百姓們只有自慰手段來發洩。"是福不是禍，是禍躲不過"、"生死有命，富貴在天"、"君子居易以安命，小人冒險以僥倖"、"塞翁失馬，安知非福"、"禍兮福之所依"、"破財消災"、"平安是福"......順其自然、委曲求全、全生避害的道家思想，是中國人自慰的法寶，是專制者和百姓之間的緩衝器。
對儒教的禮都嫌多餘的道教，對法制更是敵視："人多技巧，奇物滋起，法令滋彰，盜賊多有。"⑺（《老子》）（人的技術高超了，奇巧之物就會多起來；法律制度明確了，盜賊就會多起來）--法律清楚了，只能使盜賊更多。這就是道教的邏輯。
在中國，道教是站在儒教身旁破壞法制的鬼軍師。
還是讓我們從具體的"歷史個案"中來看看道教的表現吧。
孫悟空保護唐僧西天取經，途中，唐僧被一女妖攫走，脅迫成親。悟空偵探得知此女妖乃為托塔李天王義女。
生性好鬥，遇事較真兒的悟空，便偷了女妖恭奉天王父親、哪吒兄長的牌位和香爐作為證據，並寫了狀子，徑到靈霄寶殿玉皇大帝處告禦狀。
玉帝看了狀子，將原狀批作聖旨，差道士太白金星宣李天王見駕，並吩咐悟空："原告也去"（不知是無心，還是有意。）
五百年前，孫悟空造反，李天王率兵將鎮壓，不想反敗在草莽綠林手中，讓天王丟盡臉面，所以天王一見悟空就生氣。"那天王本是煩惱，聽見說個'告'字，一發雷霆大怒......'這猴頭著實無理！且莫說我是天上元勳，封受先斬後奏之職，就是下界小民，也不可誣告'......吩咐手下：'將縛妖索把這猴頭捆了！'那庭下擺列著巨靈神、魚肚將，藥叉雄帥，一擁上前把行者捆了......天王道：'金星啊，似他這等詐偽告擾，怎能容他！你且坐下，待我取砍妖刀砍了這猴頭，然後與你見駕回旨'。"
這時太子哪吒上前勸阻，提醒天王，下界確有天王的義女，本是個老鼠精，在下屆敬貢牌位，侍奉香火。"那天王卻才省悟，放下寶塔，便親手來解行者。行者就放起刁來道：'哪個敢解我！要便連繩兒抬去見駕，老孫的官司才贏！'慌的天王手軟，太子無言，眾家將委委而退。那大聖打滾撒賴，只要天王去見駕。天王無計可施，哀求金星說個方便。
金星道："古人雲：萬事從寬。你幹事忒緊了些兒，就把他捆住，又要殺他。這猴子是有名的癩皮，你如今教我怎的處！若論你令郎講起來，雖是恩女，不是親女，卻也晚親義重，不拘怎生折辨，你也有個罪名。"
天王道："老星怎說個方便，就沒罪了"。
金星道："我也要和解你們，卻只是無情可說。"天王笑道："你把那奏招安授官銜的事說說他也罷了"。真個金星上前，將手摸著行者到："大聖，看我薄面，解了繩好去見駕"。
行者道："老官兒，不用解，我會滾法，一路滾就滾倒也"。金星笑道："你這猴忒恁寡情，我昔日也曾有些恩義兒到你，你這些些事兒，就不依我？"行者道："你與我有甚恩義？"金星就把五百年前悟空造反鬧天空，金星力奉詔安，封悟空為弼馬溫、齊天大聖的事說了一回，悟空經不起他的纏磨，只好說："也罷也罷，看你老人家面皮，還叫他自己來解。"
天王才敢上前，解了縛，請行者上座，一一上前施禮。行者朝了金星道："......快催他見駕，莫誤了我的師父。"金星道："莫忙。弄了這一會，也吃鐘茶去。"行者道："你吃他的茶，受他的私，賣放犯人，輕慢聖旨，你得何罪？"金星道："不吃茶！不吃茶！連我也賴將起來了！李天王，快走！快走！"
天王哪裡敢去，怕他沒的說有的，放起刁來，口裡胡說亂道，怎生與他折辯；沒奈何，又央金星，教說方便。金星道："我有一句話兒，你可依我？"行者道："繩捆刀砍之事，我也通看你面，還有甚話？你說！你說！說得好，就依你；說得不好，莫怪。"金星道："一日官司十日打。你告了玉狀，說妖精是天王的女兒，天王說不是，你兩個只管在御前折辯，反復不已。我說天上一日，下界就是一年。這一年之間，那妖精把你師父，陷在洞中，莫說成親，若有個喜花下兒子，也生了一個小和尚兒，卻不誤了大事？"
行者低頭想到："是啊！我離八戒、沙僧，只說多是飯熟、少時茶滾就回；今已弄了這半會，卻不遲了？老官，既依你說，這旨意如何會繳？"金星道："教李天王點兵，同你下去降妖我去回旨。"行者道："你怎麼樣回？"金星道："我只說原告逃脫，被告免提。"
行者笑道："好啊！我倒看你面請吧了，你倒說我逃脫！教他點兵在南天門外等我，我既和你回旨繳狀去。"......"金星與行者會見玉帝道：'陷唐僧者，乃金鼻白毛老鼠成精，假設天王父子牌位。天王知之已點兵收怪去了，望天尊赦罪。'玉帝已知此情，降天恩免究。"⑻
在道士太白金星的調解下，孫悟空救了師父，李天王脫了罪責，玉皇大帝省了心，真個是三全其美，四面逢源。大家齊跨太白是好仙，誰個能怪金星為罪人？
只是從此後，李天王之類的"天上元勳"的膽子更大了，地上的妖精更多了......
再讓我們來回答老頭叔向的詰問。
法制和人治的一個重要的區別，就是在對嫌疑人量罪判刑時，法制需要證據，而人治則不需要。
有罪推定就是假定嫌疑人就是罪犯。要證明自己的清白，嫌疑人必須拿出自己沒有犯罪的證據。
無罪推定就是假定嫌疑人是清白的。要證明他是罪犯，執法者必須拿出嫌疑人犯罪的證據。
兩者之所以大不相同，原因在於收集證據是困難的。在很多案件中，由於時間、精力、技術等原因，法官既拿不出嫌疑人犯罪的證明，嫌疑人也拿不出自己不犯罪的證據。面對這種情況，無罪推定的法制，就要將嫌疑人當成清白者釋放。而有罪推定的人治，則將嫌疑人當成罪犯判刑。
法制的原則是，寧可漏網十人。不能冤枉一人。人治的原則是，寧可冤枉十人，不能漏網一人。
法制受到舉證困難的約束，會不會像叔向所預言的那樣"犯法的案件就會多起來，賄賂到處通行"，導致犯罪的加劇呢？
不會的，因為在人世間，除了法律還有道德。狡猾的犯罪分子可以因為證據問題逃脫法律的制裁，但他們卻逃不脫道德的制裁。不要認為這是在說教，也別把道德的制裁不當回事。許多時候，道德的制裁比法律的制裁更嚴厲。這一點，相信那些犯了罪又沒得到法律制裁的人，是會有切身體會的。
人的能力是有限的，一個人再明察秋毫，也不可能像上帝一樣洞察所有事情的真相和內幕，也不可能拿出所有犯罪案件的證據來。人要有自知之明，一個人能夠按照人力所能收集到的證據來公正無私地斷案就稱職了。收不到證據的，就將嫌疑人交給道德、交給上帝好了。要相信上帝是公正的，是有能力的。
"因為人所做的事，連一切隱藏的事，無論是善是惡，上帝都必審問。"（傳12：13）
因此，真正的法制是片刻離不開道德輔助的。究其根源，道德實為法制之基礎，法制實為道德之延伸。法制的實質就是神治。
人治是無神論的必然結果。
人治的最大錯誤就是把人和法官當成了神。他們可以在沒有證據的條件下"片言折獄"，憑著自己的經驗、感覺來斷案，來決定別人的命運和生死。誰能保證他們的經驗不出錯？誰又能保證他們不懷個人私情？誰又能保證他們不受賄賂的影響？
叔向在反對法制時說："老百姓知道了法律，便不再尊敬上司了，人人都有相爭之心，都引用法律作根據為自己辯解，而僥倖得到成功。"儒生所以有如此顧慮，是因為在他們眼中，老百姓和小人是根本不存在道德的。稍有機會，他們便會鑽法律的空子，占法律的便宜。
無神論的儒生不僅沒有平等概念，並且還把人與人的差距人為地擴大：君子、大人是有道德的善人，他們知道廉恥榮辱，能夠自覺遵守禮法，不需用"刑"，單用"禮"就足可以使他們約束自己了；小人、刁民是沒有道德惡人，他們不知廉恥榮辱，禮法對他們沒有絲毫約束力，只有刑法才對他們有效。因此，刑不必上大夫，禮不必下庶人。
正像東漢荀悅所說："禮教榮辱以加君子，化其情也；桎梏鞭樸以加小人，治其刑也。君子不犯辱，況乎刑胡？小人不忌刑，況乎辱乎？"⑼
在實際生活中，那些君子大人們也常常不知廉恥榮辱，幹出一些讓人不齒、觸犯刑法的事情。怎麼辦呢？這就需要為尊者隱，為尊者諱了。
君子、大人們犯了"不廉"（祭貪污、受賄）之罪，不能稱為"不廉"，而是稱為"簠簋不飾"。"簠""簋"均為盛食物的器皿，"簠簋不飾"就是吃了點不乾淨的東西。君子、大人們犯了"污穢"（男女淫亂）之罪，不能稱之為"污穢"，而是稱之為"帷薄不修"，"帷薄"是床上幔帳之類，"帷薄不修"就是床沒有收拾整齊......
中國的儒生們之所以在文字上這麼下功夫？之所以用心良苦地"遷就而為之諱"？就是為了維護儒教自己所營造出的君子與小人之間的鴻溝。
無神論的儒生們一方面將統治階級吹捧為完善的神，一方面又把民眾貶為毫無道德的鬼。無神論儒生否認天堂、地獄，結果硬是將天堂、地獄搬到了人間。在中國，王侯將相們的"大觀園"就是"人間天堂"，而酷刑充斥的監獄，則是"人間活地獄"。
在追求法制的今天，中國人愈來愈認識到道德的重要性，認識到道德是法制社會必不可缺的有機組成部分。很多人不明儒教真相，一頭又紮進了儒教的懷抱。從千年的舊紙堆中扒出祖傳的道德格言，以求建築法制的基礎，以圖填補法律的真空。統治階級則別有用心，將錯就錯，將國人引入專制之歧途。
同樣是道德，但差別大矣。追求法制的同胞們，我們究竟是要什麽樣的道德呢？我們是要與法制、平等處處想悖的儒教道德呢？還是要與法制、平等相吻合的基督教道德？我們是信"禮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呢？還是信在上帝面前人人平等？
在中國眾多的"冤死鬼"裡，竇娥算是最清醒的一位了。在臨刑前，她用聲聲血淚對儒教道德進行了控訴："為善的受貧窮更命短，造惡的享富貴又壽延。天地也，做得個怕硬欺軟，卻原來也這般順水推船。地也，你不分好壞何為地？天也，你錯勘賢愚枉做天！"⑽
讓我們來聽聽上帝的教訓吧！
不可作假見證害人。（申5：20）
不可與惡人聯手妄作見證；不可隨眾行惡，不可在爭訟的事上隨眾偏行，作見證屈枉正直；也不可在爭訟的事上偏護窮人。（出23：1）
你們施行審判，不可行不義，不可偏護窮人，也不可重看有勢力的人，只要按著公義審判你的鄰居。（利19：15）
不可屈枉正直，不可看人的外貌，也不可收賄賂，因為賄賂能叫智慧人的眼變瞎了，又能顛倒義人的話。（申16：18）
匪徒作見證戲笑公平，惡人的口吞下罪孽。（箴19：1）
看人的情面，乃為不好；人為一塊餅枉法，也為不好。（箴28：21）
兒子必不但當父親的罪孽，父親也不但當兒子的罪孽。（以西結18：20）
我們今天所見到的，所追求的，正是人家基督教國家的法制。基督教國家的法制，不過是基督這棵大樹上的一顆果實。我們怎麼能只見果實，不見大樹呢？我們不種樹，又豈能得到果實呢？
人們總是將今日西方國家的法制歸功於羅馬法，這是個誤區。雖然羅馬法給了基督徒許多值得學習、借鑒的東西，但它並不是今日西方法制的源頭。
當古羅馬帝國被北方的日爾曼蠻族攻陷後，羅馬法也同羅馬帝國一起陷落了。日爾曼蠻族所帶走的，僅僅是物質財富和基督教。在他們日後所建立的歐洲諸王國中，法律，從本質上講是基督教對蠻族古老部落法典的補充。這種情況一直延續到西元８世紀，歐洲再度出現象徵基督教世界統一的加洛林王朝的興起。
作為歐洲的征服者，加洛林王朝的查理大帝在歐洲推行屬於基督教世界自己的法律。這些法律涉及到社會的各個領域。並將一切事物訴諸於基督教精神這個唯一的標準。他既沒有遵守日爾曼的先例，也沒有遵守羅馬人的先例。加洛林王朝的皇帝們以《聖經》中的列王和士師的精神向全體基督教臣民發佈法令，將上帝的律法通諭給上帝的臣民。從此，上帝的律法便統治了歐洲。
學者們將希臘哲學、羅馬法、基督教並稱為西方文明的三個源頭，這樣說也是對的，但是混淆了主次。
羅馬法、希臘哲學都是因基督教才得以"復興"，才得以發揚光大的。因此，羅馬法、希臘哲學只能算是基督教這棵大樹上的兩個枝幹而已。
中國同胞們，農民弟兄們，飽受官吏欺淩的人們，別再給包公磕頭上香了。沒有用的。人家本是一夥的。能施給我們公正和正義的只有上帝，只有耶和華。
祂是磐石，祂的作為完全，祂所行的無不公平，是誠實無偽的神，又公正，又正直。（《申32：4》）
耶和華啊，你是公義的。你的判語也是正直的。你所命定的法度是憑公義和至誠。（《詩119：137》）
阿門。（就是這樣，的確如此）
⑴（《禮記?曲禮上》）
⑵（《左傳?昭公二十九年》）
⑶（《左傳?昭公六年》）
⑷（《論語?子路》）
⑸（《孟子?盡心上》）
⑹（《大學》）
⑺（《老子》）
⑻（吳承恩《西遊記》）
⑼（《申鑒?政體》
⑽（關漢卿《竇娥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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