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 24, 2012

台湾不是保存中华传统的冰库

台湾不是保存中华传统的冰库

作者:郭玉洁 | 来源:纽约时报中文网 2012年07月23日

这几年中国大陆迎来了“认识”和赞美台湾的热潮。其中最有名的,是2008年,陈丹青写下台湾日常生活中的“温良恭俭让”。四年之后,韩寒,中文世界读者最多的作家,向几亿人讲述了一个台湾出租车司机拾金不昧的故事。
不止这两位作家,包括我在内的许多大陆人初次到台湾时,都会像小人闯进君子国,有些不知所措。台湾人很喜欢说“谢谢”。在超市收银台,顾客递过一瓶水:“谢谢~”(请想像尾音上扬)收银员接过东西:“谢谢~”收钱:“25块,谢谢~”把零钱递回顾客手上:“找您75块,谢谢~”顾客接过找零:“谢谢~”
五个“谢谢”,没有一个“不客气”,这种不完整的对话,客气得有点不正常。学者刘瑜说,台湾人太喜欢说“谢谢”了,弄得她被酒店多收了钱,一怒之下也说“谢谢”。
这种感受当然是准确的,可是如果众口一词称赞一个地方“友善礼貌”,这多少是一种病症,症结在我们出发的地方。台湾的朋友们不大能理解为何我们会倾羡一项基本的生活形式。是的,如果你没见过超市收银员把零钱扔在你面前,没有在进地铁的时候和别人肉搏过,没有跟各种各样的权力怪物吵过架、屈过膝,简单来说,如果没有在丛林生活过,大概很难理解为什么很多大陆行者来此地之后,灵魂会舒展放松,像泡了一次很长的温泉。
问题在于,当人们舒坦完了,喜欢将彼岸的“友善礼貌”归于祖宗遗产——韩寒感谢台湾和香港“庇护了中华的文化,把这个民族的美好习性保留了下来”;陈丹青早先一步,把这些习性总结为“温良恭俭让”。
这些立论过于粗糙,它们起源于一种思想史的描述:即“五四”革命和1949年以来的社会改造,破坏了中华传统,让我们变得既无信仰,又无教养,戾气横生,粗俗不堪。台湾人的礼貌,真的来自于中华传统吗?
也许是。我们隐隐约约在老舍的小说里见到过这种处处礼让的北京人;也许有日本的影响,50年在台湾的统治,足以改变社会文化,而日本正是一个多礼的民族;也许是因为贫富差距小,随着新的政治文明的建立,社会更安定,温和,没有积聚起不平之气。
台湾不是我们想像的那样,它不是一个“为我们”保存中华文化的冰库。它有不能自主但极其活跃的脉动。从原住民部落的定居,到17世纪西班牙、荷兰人的占领,明代郑成功、闽南人、客家人,一波一波来临,直到1895年被割让给日本,1945年再次易手,国民政府到此,成为美军第五舰队监护下的冷战防线。岛屿上的文化血液一混再混,中华文化尽管重要,却只是其中一支而已。
有一次我坐校车,中年司机抱怨着所有不遵守道路礼仪的车辆与行人,但他像大部分台湾司机一样,从不鸣喇叭。他嘟囔:“前面这辆车开得这么慢,一定是女生。”旁边一位中年男生立刻说:“你这样说是性别歧视,会被投诉哦。”司机坚持:“我说的是事实。”过了一会儿,他问一名从大陆来的女生:“大陆男人都会做家务吗?”女生说:“不一定,要看是哪儿。”司机摇摇头:“以前我们台湾男人不做家务,都是日本时代的影响,大男人时代。”
也许是日本的影响。在台湾的“本省人”,即1949年之前从泉州漳州移居台湾的汉人,性别关系极不平等,就像这位司机说的一样,家里男人说了算,也从不做家务。1949年之后,外省人到来,女人发现,外省人的男人会做家务。即使如此,“传统”的笼罩下,台湾的女人要随夫姓、没有继承权……,就权益而言,和社会主义中国大陆“男女平等”的基本国策完全不能相比。也许正是压迫太强,反抗必起。1980年代,台湾的妇女运动启动,修法、著述、倡导、街头抗议。今天的台湾,仍有传统的家庭结构,但也有非常先锋的性解放运动、同性恋运动。有怀念大男人时代的司机大叔,也有纠正他性别歧视的乘客大叔。
原住民、中华文化、日本、美国的影响都存在于这座小岛上,已经杂糅出新的台湾性格,是什么或许难以一言以蔽之,确定的是它绝非仅仅是“中华传统”。
任何关于“传统”的简化描述都是有问题的,既不能简化打倒,也不能简化怀念,它需要更细腻深刻的理解方式。 如果因为厌恶大陆今天的不文明而美化台湾留存的中华传统,是一种偷懒的思维;如果因为厌恶共产党转而赞美国民党,那更近乎自作多情。来自中国大陆的人,抱着自己的想像,只看到了失落的中华文明,在观看他者的时候,不断投射着自我,这或许是一种难以避免的自恋。

郭玉洁是旅居台湾的记者和作家。

11月 10, 2011

王澄-薄熙来这种人

薄熙来这种人


王澄
一。旧的思想怎么能够战胜新的思想
薄熙来要大家唱的红歌,是以40年前毛泽东封建王朝的“忠君爱党”宗教歌曲为基调的歌曲;薄熙来鼓励年轻人读毛泽东的《实践论》和《矛盾论》,是毛在60年前写的东西。
毫无疑问,这些东西都是旧的思想旧的形式,旧的东西怎么能够战胜新的东西,今天中国人缺的也是中国人民特别想要的是民主自由普世价值的新思想。凡是社会转型的时候,新的思想总是要战胜旧的思想。薄熙来没有弄清新旧关系,他个人水平太差,好在中国其他省份的领导没有跟着他胡搞。
二。毛泽东的《实践论》和《矛盾论》是个什么水平
任何一种人类社会形态,无论是亚当斯密Adam Smith说的打猎打渔社会,游牧社会,农业社会,或工业社会,还是马克思说的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或社会主义社会,(注:中国学者已经知道马克思的历史发展方向论是错误的),只要是一个健康的社会,也就是中国人说的欣欣向荣的社会,就一定要具备这样的结构:上面是少数智者,下面是绝大多数“不智”的人民群众。
所以,衡量一个社会是不是健康的,欣欣向荣的,主要不是看下面的人民群众够不够“不智”,(注:我并不否认提高全体国民教育水平的重要性),而是要看上面少数智者够不够“智”,是真智的,还是假的。如果上面少数“智者”是假的,他们没有足够的智慧,那么,这个社会一定是不健康,不欣欣向荣的。
薄熙来教育年轻人要读毛泽东的《实践论》和《矛盾论》,毛泽东的《实践论》和《矛盾论》是什么水平?且不说这两篇文章是毛这个没有经过正规现代知识教育的人在60年前写的,我们把这两篇文章套在柏拉图的认知论中就知道它们只是低级思维(认知)水平。
柏拉图把人的认知分为四个层次,最高层次(第四个层次)是“真理/知识”,第三个层次是“思想”,第二个层次是“感官确认”,最低层次(第一个层次)是“看到/感到”。其中第三,四层次是意识水平,第一,二层次是感官水平。第四个层次和第三个层次的显著区别在于,“思想”可以是错的,也可以说对的,而“真理”永远是对的。
我打一个比方,让中国人更容易弄懂,比如说一间空屋子,里面摆了一张桌子,一把椅子。那么我们可以把椅子面(水平)看作是感官水平,把桌子面(水平)看作是柏拉图说的第三层“思想”水平,把这间屋子的天花板(水平)看作是柏拉图说的第四层“真理/知识”水平。那么,我们可以定义如下:从椅子面到桌子面是人类低级思维区,而从桌子面到天花板是人类高级思维区。中共建政60年来,其中央领导人对于人类高级思维区的内容了解甚少。(后面我会提到,和年龄与学历有很大关系)。
毛泽东的《实践论》和《矛盾论》基本属于人类低级思维区水平。《实践论》讨论的是感官接触和思想认识之间的关系,《矛盾论》讨论的是对立事物之间的依存关系和转化的可能,《矛盾论》主要是谈那个时代(共产党)的政治任务。我想,今天的中国人不会有人否认这些说教今天看来过于简单了,也过时了。
中国人不懂得受人尊敬的人应该是“第一个说出这个道理的人”,毛的文章是个简要的前人(某方面)思想的汇编,(如果不把它当成党的任务文件),没有任何新颖可取之处。如果你学过前人的思想,你就会感到毛的文章没有用。问题是60年来中共不准人民学习(外国)前人的思想,所以中国人读了毛的文章感到有用。
人类最重要的思维成果主要体现在高级思维区里的内容,也就是从桌子面到天花板的这个“距离”。人类高级思维区水平里有诸多内容,比如绝对真理,普世价值,自然法,神学的社会意义,宪法和法律的起源/根据,国家结构的研究,文化传统对社会的(稳定)作用,哲学的发展,(形而上学,黑格尔的唯心主义),人类文明的过程,以及(中国人最喜欢的)知识,等。
中华民族的传统血液里没有自然法,(只有道德法),没有民法,(只有刑法),没有神学,没有自然人等概念,进入20世纪后,中共执行了极其严格的新闻封锁和完全没有言论出版自由,从延安时期的中共的官兵和从49年开始的全体中国人就没有研究过绝对真理,没有形成过普世价值概念,文革彻底消灭了文化传统,中国人没有学好西方哲学,没有建立独立的宪法和法律地位,没有人道主义,等等。在中共60年洗脑教育下,仅存的就是所谓的“知识”。中国人在人类高级思维区里了解到的东西实在是太少了,且不成体系。
我认为,中国的所谓社会学知识分子,如果和西方学者比,在高级思维区里普遍缺少大约70%的内容。中国大多数社会学知识分子都不能够称为智者。
这就是为什么中国49年建政之后无论是在政治,法律,(农村)社会和生产举措中一错再错,原因之一就是中共当时的高/中/下级干部太年轻,不少人只有20岁到30岁左右,对人类高级思维区这件事一无所知。毛泽东领导的那次农民起义,他的中/下级干部文化程度极其低下,程度高的只具有初中水平,这种农民起义本身就不具备将来提高(所谓的新中国的)思想价值观的先决条件。
我绝不认为胡锦涛,温家宝,习近平,薄熙来之流属于智者,这些人根本就不配做国家领导人。温家宝还有些自知之明,知道在高级思维区里中国人有重大缺陷,他到处打听,“为什么中国出不了大师?”,其他人把自己的低级思维能力当高级能力使。比如,薄熙来说,当官就是为人民群众谋利益,“他为人民谋幸福”。
我一句话就问倒了薄熙来,“一胎化”的不良后果,涉及到人道主义,对外影响,文化传统,社会老化,从“吃不饱养不起”到“养得起”生产能力转变,等等,能够用简单的“为人民群众办事”说清楚吗?70年代启动“一胎化”是“为人民群众办事”,那么今天怎样做才是为人民群众办事呢?很明显,计划生育是个高级思维区问题,绝不是“为人民办事”这么简单,70年代的中共根本就不具备这种能力。
前不久,水利部长江水利委员会防汛抗旱办公室副巡视员王井泉接受采访时坦承,三峡工程设计时确实没有充分考虑大坝建成后对生态环境的不利影响。【1】建三峡大坝时的讨论也不是“为不为人民办事”这样简单。
中共最大的败笔是鼓吹封建残余的中医药,一个21世纪的共产党居然鼓吹阴阳五行。吴仪说,中医药的科学性不容置疑,吴仪一个学石油化工的人,她读的书还没有我们学医的书的一半厚,也有脸说医学的事该怎么搞。吴仪管卫生工作的那几年是中国医药和食品管理最混乱的年代。废除中医药的事是高级智能问题,也不是为不为人民办事的问题。
中共的宪法里把中医也写进去,为什么宪法不把猪肉的价格也定下来,“为人民办事,让人民安心嘛”。
薄熙来说,“咱们中国人的智商也不低”,因为薄熙来不知道啥叫高智商。我在上面举的例子有关计划生育,三峡建坝,中医,宪法怎么写等问题都是高级思维区的问题,昨天和今天的中共领导人一进入人类高级思维区就暴露出他们的低级水平。
胡锦涛,温家宝,习近平,薄熙来之流都是些什么人,他们成长过程中受到过哪些正规的现代社会必须的教育?他们学过的东西中有用的有多少?让他们的在美国和英国学习过的孩子把美国英国的教科书带回来和他们本人学习过的东西比一比就知道了。就不要比内容了,比一比他们的孩子们学过什么样的科目,每个科目的学习要花多少时间,你就知道像胡锦涛,温家宝,习近平,薄熙来这把年纪的人在中国这样低级恶劣环境中走过来是个什么水平。(还不要脸,说人民选的我。)
他们为什么像惧怕瘟神一样惧怕有真才实学的海归做国家(政治方面)高级领导人?(先把海归饶毅赶出院士候选人名单)。因为他们60年来一直是劣币驱逐良币,真的海归良币来了中共他们往哪儿去?在中共60年的过程中,听话的人才能当领导,不是真才实学的人当领导。
现在是封建血统论,太子党才能当领导,也不是真才实学的人当领导。中共领导人为什么要请专家给他们上课?这是个世界笑话。全世界的领导人都是先学好了才上岗,只有中共领导人是边学习边领导他人。既然专家懂,中共领导人不懂,就让专家当领导人算了?但是中共是“皇帝(独裁)”,皇帝可以再学习,皇帝不可以让位。
胡锦涛除了“胡说”“文化大繁荣大发展”,(已经黔驴技穷),他还会什么?
三。马克思主义是已经被人类社会抛弃的东西
中共有两个不能超过,超过了毛泽东的《实践论》就是反动的形而上学和唯心主义,超过了马克思主义学说,学者和他的研究在中国就是死路一条。
与马克思主义有关的内容可以被分解成五个部分:马克思本人,马克思的哲学思想,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观点,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共产革命运动。
我们对于马克思主义的批评逆着这五个内容的方向正在积极进行。
1. 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共产运动已经被全世界人民否认了。主要原因是没有自由和民主,对公民伤害极大;和没有生产动力,如海耶克说的,市场经济的后果就是饿死人。叶利钦在美国国会说,“我们那个共产主义的实验已经失败了”。
2. 马克思主义。世界上除了中共,北朝鲜和古巴还供奉马克思主义以外,已经没有其他人搞马克思主义了。因为马克思主义从头到尾都是错的,说的是取消阶级就会人人平等,实际上恰恰是专制制度对底层人民的广泛迫害,民不聊生。
3. 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观点。马克思把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当成人类社会的主要矛盾现在看来是完全错误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可以当作是经济学问题,是个小概念,而人类社会是个大概念,这个小概念套在大概念里。大概念里不能没有小概念,但是,用小概念的原理取代大概念的原理是错误的,人类社会远比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学原理)要复杂得多。
英国的学者Anthony Giddens吉登斯于1981年发表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当代批判A Contemporary Critique of Historical Materialism》,指出马克思的这个错误,中国学者在中共的网站上急忙解释说,“历史的发展已经超越马克思的时代了,现在是两种方式,一种是马克思的结构(生产力生产关系)影响社会变革,另一种是Anthony Giddens说的上层建筑本身也可以影响社会。黄娟说,“人类在行动过程中既以一定的社会结构为背景,为条件而展开,但同时其行动的结果又改变着社会结构。【2】”(就看有没有人信黄娟的话了。)
马克思的观点一开始就错了,不是什么“超越时代”问题。
4. 对于马克思的哲学思想,一直以来西方讨论的很多。马克思的名言,哲学不光要解释世界,重要的是改造世界。西方人问,如果不弄清世界,怎样改造世界?
罗素说,马克思的辩证唯物主义实际上是一种工具主义,马克思的唯物主义实际上是唯生产论,是经济学的范畴。
今天的美国人说比尔盖茨就是唯物主义者,而共产主义理想是唯心主义。美国人认为追求物质/赚钱就是唯物主义,(中国人认为做事有根有据是唯物主义);美国人认为有人把心里想像的事(比如共产主义)当作比现实更加美好的事,为了心中那个完美的事去努力就是唯心主义。
马克思的哲学思想本身已经成了问题。
5. 关于马克思本人。
前东德的知名学者Hermann von Berg 是个历史学家和经济学家,1978年前后他匿名在西德的媒体上发表系列文章攻击马克思本人,这些文章于1986年用德文出版成书,2010年英译本在美国出版,书名是《Hermann von Berg’s Demythologizing Marx 马克思的真面貌》,书中提到,马克思上大学时就不着调,学无所长,他父亲是个律师,对马克思非常失望。
马克思在柏林大学读书,因为不具备博士水平,只好把拼凑的文章寄到耶那大学去骗取博士学位。因为耶那大学的要求远远低于柏林。(马克思本人从未在耶那大学学习过)。这样看来,马克思和习近平的博士学位水平差不多。
书中也提到,给马克思带来名气的《共产党宣言》以及前期的思想铺垫工作,马克思本人常常是“最后一个跳上花车的人”,意思是与此有关的许多概念都是马克思同时代或之前的学者提出的,马克思本人是个剽窃者和拼凑者。(王澄正在考虑把这本书汉译出来发表。)
结束语
中共对中华民族高级思维水平的彻底摧残,要等到中共一党独裁被推翻之后我们才会发现要重新建立一个现代化的新中国该有多么大的困难,因为没有足够的智者。人类社会里只有那种极有天赋的少数人才有可能进行高级思维,所以,一个国家要有自己的高级思维体系的条件如下:
1. 研究的是人类社会最优秀的东西。中国人要有很强的外语能力。
2. 要有一批长时间研究的人员,研究的年头在30年到40年以上,所以这些智者的年龄应当在50岁到70岁。
3. 要有能够承前继后继往开来的(足够人数的)团队。
4. 要有和中国社会各阶层交流的成熟路径。
5. 要有老师,智者的老师。这五项中国都没有,因为中共的马克思主义是一把剪刀,它剪掉了所有的其它良性植物,就剩下马克思主义这一棵毒草。(不同于马克思主义的其它思想内容如果有,也是躲躲藏藏)。中共婉拒西方学政治学的海归,说你们学的和中国不是一个体系,你们是资本主义体系,我们是社会主义体系。所以,中国本土的大多数社会学知识分子都是假的,他们是人类社会的垃圾。你看他们编造“中国模式理论”的17种说法,你就知道他们是些什么东西。
假如我请中国的普通学者把黑格尔的译成英文的文章读一遍,即使每个英文单词他都认识,可他不知道黑格尔在说什么。这就是我说的“劣等民族”。
参考阅读
【1】 国内首次承认三峡工程设计有失误。博讯2011年10月30日 转载
【2】南京政治学院理论一系讲师黄娟:吉登斯的社会时空思想。一种试图“超越”历史唯物主义的社会历史解释视角。人民网-理论频道

10月 10, 2011

冯立果:温州模式死于政府掠夺之手

冯立果:温州模式死于政府掠夺之手



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是一只掠夺之手,它是温州模式走向衰落的直接力量

  温州的企业倒闭潮越闹越大,越来越多的企业家选择了抛弃厂房设备跑路,也有企业家选择了跳楼自尽。这让我们联想起政治教科书里说的“经济危机”。事实上,本来这场危机是可以避免的,因为许多学者、机构在今年四五月份的调研都表明,这是一场比2008年还要严重的中小企业危机,需要政府采取针对性的救助措施,但由于政府讳疾忌医或者闭目塞听,总之像鸵鸟一样把眼睛和耳朵埋在沙漠里,任凭事态发展,才酿成今日之祸。温州企业家的跑路和跳楼,标志着中国这一自生自发于20世纪70年代的温州模式,正在衰落。温州模式留给中国的除了少数几个知名的大企业如德力西、正泰、人民电器等,大多数温州企业可能永远只能以中小企业的身份继续生存或死亡

  温州模式兴起于地方政府的不干预

  温州这个海防前线的一个穷乡僻壤之地,居然成为一种经济模式,实在出乎中央计划者的意料,因为中央既没有给温州配置诸多政策资源,也没有建设许多国有企业。但恰恰因为缺少了中央政府的直接干预和管制,温州这种以工带农的“小商品大市场”模式才可能得以发展。阅读温州经济发展史,不难发现温州民营经济即使在计划经济鼎盛时期也有相当程度的发展,这与地方政府的“无为”和变通有很大关系;文革结束后,除了1984年前后遭受的短暂挫折(八大王的冤假错案)外,温州民营经济三十年来高速发展,地方政府则完全扮演了一个自由市场经济中“守夜人”的角色,比如只打击假冒伪劣,不干涉企业内政。因此温州模式的实质是“民有、民营、民享、民富”这种市场经济中的“政企关系”是今天许多经济学家仍然梦寐以求而不得的。“无为而治”的政府管理,最大限度发挥了温州人血液中的商业文化基因和企业家精神,不但使温州经济成为一种模式,更使得中国制造的商品畅销全球各地,从而成为中国最早实施“走出去”战略的企业群体。

  温州模式被逼无奈之下转向虚拟经济

  温州模式的基本特征有三。第一是具有无可比拟的创业精神。不夸张地说,除了军火贩毒,天下没有温州人不敢干的生意。活跃的创业精神是市场经济永葆活力的必备条件。第二是做实业。温州人从做五金电器、制鞋、汽配等小商品制造起家,逐渐将生意扩展到诸多制造业门类,但总而言之是辛苦并踏实地做实业。第三是勇敢闯荡全球市场。温州人绝不局限于浙江市场、中国市场,相反而是勇敢闯荡世界各地,销售中国商品。这三点成就了温州模式,成就了中国制造在全球范围内的盛名。

  但进入本世纪以来,温州模式发生了很大的转型,即企业家不再专注于实业,有的甚至不再做实业,而是转向了虚拟经济部门,包括炒房产、炒农产品、做PE。这也是为什么有人说“温州企业的倒闭破产、企业家的跳楼是活该”的原因,因为他们不踏踏实实的干实业。这话对于温州企业家来说是不公平的,因为整个中国制造业的营商环境太差了,利润太薄了,做实业太难了。举一个例子,2007-2010年间,中国企业500强中的近300家制造业企业的营业收入总和都占到500强总和的40%以上,而利润总额却只有500强总和的30%左右。相反同一时期,我国最大5家国有商业银行(工农建中交)的营业收入总额均只有500强总和的6%左右,但它们的利润总和却已经占到500强总额的27%左右。实业部门与银行部门存在悬殊的利润差距,长此以往,市场经济条件下资本流出实业部门是一种必然。


  温州模式死于政府的掠夺之手

  从概念意义上来说,温州模式从做实业转向做短期炒作、做金融,就意味着温州模式的死亡。第一,这说明温州创业精神的衰落。创业是艰难的,温州富二代没有几个愿意做累死累活又不挣钱的实业,而都愿意做来钱快的炒楼团,创业精神被侵蚀。第二,说明做实业是挣慢钱,但是企业家精神的完整体现;炒楼炒股是挣快钱,是短期投机行为,无关企业家精神。第三,2008年金融危机严重打击温州制造业,温州制造业的国际化也基本止步于“进出口贸易”。

  然而,温州模式的死亡不仅在于概念层面,更是实质性的。2011年以来,我国采取了名义上稳健、实际上紧缩的货币政策,直接冻结了数万亿商业银行信贷资金,也使温州企业赖以生存的民间信贷系统面临崩盘。据报道,目前温州至少有80多家企业老板逃跑或倒闭,9月份发生26起,3名老板跳楼自杀。尽管官方尽量淡化这种危机的存在,同时试图亡羊补牢,但是无论如此,温州模式的衰落已经不可逆转

  第一,温州模式的先天优势已不再。温州模式是在满足计划经济造成的商品短缺而崛起的,中国的廉价劳动力为其提供了基础优势。这是温州商品能够畅销全球的基本原因。但是近年来温州模式赖以成功的先天优势已经逐渐失去,中国进入了高成本时代,尤其廉价劳动力的时代已经一去不返。没有了低成本,温州制造何以生存和发展?

  第二,温州资本没有投资出路。现在一方面是温州中小企业很“差钱”,融资难,另一方面却是温州商业银行存款达到7000多亿元,周转于各地房地产市场、农产品市场、收藏品市场、PE市场的流动资金更数不胜数,充分说明温州庞大的资本没有投资出路,只能“流窜”于各种投资品市场。必须指出,温州资本不是不想转型升级,不是不想投资,但体制障碍总是无法逾越。所谓玻璃门、弹簧门都是假象,真相只有一个就是垄断门。国务院的新老36条是个好东西,但是“政令出不了中南海”,国务院一年发布上千份文件,各部门和各地方政府又都是“条条”和“块块”的利益主体,谁又关心这两个文件的落实情况呢?何况它们又不是法律!

  第三,政府的“掠夺之手”雪上加霜。市场经济讲究一只“看不见的手”,即市场规律,但我国政府处处强调一只“看得见的手”,即政府干预。这只“看得见的手”到底是一只什么手呢?它支持的是逆世界潮流而动的“官办经济”,而不是“民办经济”,因此温州模式仅仅是一个区域性的经济模式,难以成为主导中国经济发展的模式;它制定了高昂的税负,使中小企业尤其制造业企业负担沉重;它制造了掠夺性的“官办商业银行体系”,将实业部门创造的利润源源不断地掠夺进政府的腰包;它制造了垄断性的国有企业部门,它们控制着中国的钱流(商业银行)、物流(民航、铁路、航运)、能源流(石油、煤炭、电力)、信息流(电信、邮政),占据在民营企业的产业链上游,源源不断地吸取民营企业创造的财富;更不用说民营企业所遭受的“吃拿卡要”等无处不在的腐败行为。因此毫无疑问,这只“看得见的手”是一只掠夺之手,它是温州模式走向衰落的直接力量。

  冯立果为中国企联经济学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