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當代中國有兩條思想路線，一條是以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思想路線，一條是以儒學為傳統文化的儒教路線，從反共到反儒，翻開中國宗教歷史，大吃一驚，原來中國與西方的文化之爭已經持續了近350年之久，跨越了整個清朝到民國時期。現在看來，反儒依然必要，不僅如此，而且需要打開死路一條的封閉文化體系，在語言、文字、文化、宗教信仰中植入開放端口，徹底摧毀撒但儒教，讓世界文明之光射入中國文化體內，讓每一個被奴役的中國奴才解放出來，讓每一個中國人面向全人類。
持续350年的中國禮儀之爭
持续350年的中國禮儀之爭
歷史事件摘錄如下：
1582年，耶穌會義大利籍傳教士羅明堅及利瑪竇抵達廣東肇慶，為近代天主教入華揭開序幕。
1601年，耶穌會傳教士利瑪竇抵達燕京，一度自喻為「西僧」，但他旋即發現中國文化由儒家士大夫掌握。他相信要中國人接受天主教，必須從士大夫階層著手，他於是改稱為「西儒」，研習儒家文明，穿起士大夫服飾，向中國人介紹記憶術、地圖、天文等西方技術，以此表明他們並非文化低落的「西夷」。
利瑪竇容許中國教徒繼續祭天、祭祖、祭孔的舊俗，利瑪竇主張中國人所謂的「天」和「上帝」本質上與天主教所說的「唯一真神」沒有分別，故祭天並無問題。而祭祀祖先與孔子，這些只屬緬懷先人與敬仰哲人的儀式，與信仰也沒有甚麼干涉；只要不摻入祈求、崇拜等迷信成分，本質上並沒有違反天主教教義。利瑪竇的傳教策略和方式，一直為之後到中國傳教的耶穌會士所遵從，是為「利瑪竇規矩」
1631年1月2日或3日，道明會的高奇神甫從菲律賓抵達中國福建北部的福安，正式開始對華傳教，接任的黎玉範神父向教廷報告，指責耶穌會寬容中國信徒祭祖、敬孔，終引起羅馬介入。
1643年，道明會傳教士黎玉範返回歐洲，向羅馬教廷傳信部控告耶穌會士，提出十七問，概略如下：
一、中國信徒是否應與其他天主教徒同例，每年舉行認罪及聖餐一次？
二、教士對婦女行洗禮時，可否不用口津及鹽，以及免除過量之塗油？
三、中國信徒如放債時，是否允許其徵收百分之三十的利息？如係以放債為生，在其皈信天主之後，是否讓其繼續經營此種營業？
四、是否允許中國信徒向社會祭神典禮捐獻財物？
五、中國信徒是否可以參加政府舉行之祭典？
六、中國信徒是否可以參加祭孔典禮及喪葬祭拜之儀？
七、中國信徒是否可以參加祭拜祖先牌位之典禮及舉行其他祀祖儀式？
八、在對中國人舉行洗禮之先，應否告其天主教之教義絕對禁止敬拜偶像及舉行其他祭典？
九、中國信徒尊敬孔子，可否用「聖」字？
十、中國信徒在其會堂中所懸匾額，對於皇帝應否用「萬歲」字樣？
十一、對於中國非信教徒，可否舉行彌撒典禮？
道明會士閔明我於1676年在馬德里出版《中國歷史、政治、倫理和宗教概觀》（西班牙語：Tratados históricos, políticos, éticos y religiosos de la monarchia de China）一書
雖然之後的歐洲輿論認為儒教是一種哲學而非宗教——因為它不符合西方宗教的標準，但教皇堅持儒家的祭典與天主教教義衝突。
1704年11月20日，教皇克勉十一世（Pope
Clement XI， 1700年－1721年在位）發出禁約，規定：
一、西洋地方稱呼天地萬物之主用“鬥斯”（Deus [God]）
二字，此二字在中國用不成話，所以在中國之西洋人，併入天主教之人方用“天主”二字，已經日久。從今以後，總不許用“天”字，亦不許用“上帝”字眼稱呼天地萬物之主。如“敬天”二字之匾，若未懸掛，即不必懸掛，若已曾懸掛在天主堂內，即當取下，不許懸掛。
二、春秋二季，祭孔子並祭祖宗之大禮，凡入教之人，不許作主祭、助祭之事，連入教之人，並不許在此處站立，因為此與異端相同。
三、凡入天主教之官員或進士、舉人、生員等，於每月初一日、十五日，不許入孔子廟行禮。或有新上任之官，並新得進士，新得舉人生員者，亦俱不許入孔廟行禮。
四、凡入天主教之人，不許入祠堂行一切之禮。
五、凡入天主教之人，或在家裡，或在墳上，或逢弔喪之事，俱不許行禮。或本教與別教之人，若相會時，亦不許行此禮。因為還是異端之事。凡入天主教之人，或說我並不曾行異端之事，我不過要報本的意思，我不求福，亦不求免禍，雖有如此說話者亦不可。
六、凡遇別教之人行此禮之時，入天主教之人，若要講究，恐生是非，只好在旁邊站立，還使得。
七、凡入天主教之人，不許依中國規矩留牌位在家，因有“靈位神主”等字眼，又指牌位上有靈魂。要立牌位，只許寫亡人名字。再者，牌位作法，若無異端之事，如此留在家裡可也，但牌位旁邊應寫天主教孝敬父母之道理。
以上我雖如此定奪，中國餘外還有別樣之理，毫無異端，或與異端亦毫不相似者，如齊家治國之道，俱可遵行。今有可行與不可行之禮，俱有教王之使臣定奪。有與天主教不相反者，許行，相反者，拒決斷不許行。
”
1932年，日本耶穌會所辦的上智大學部分學生參拜靖國神社不行禮，即所謂“上智大學事件”（上智大生靖國神社參拝拒否事件)，引起了當時的日本軍部的強烈反彈。時任廣島主教Johannes Ross（1875年－1969年）為解決這一問題，遂展開對教史的研究試圖找出有利的案例和證據。結果發現1258年時教廷曾頒發一件通諭，允許教徒可以參加非天主教的儀式，由於此諭先於中國禮儀之爭，因此對重視傳統的羅馬教會而言，具有相當的權威性。在幾經討論之後，羅馬教廷發布通告，允許日本教徒在神社中低頭行禮，因為此舉“除了表示他們對祖國的熱愛，對天皇的忠誠外，別無他意”。
該事件為日後解決中國禮儀之爭埋下了伏筆。
1934年，溥儀在日本關東軍的扶植之下登基為滿洲國皇帝，將祭孔定為強制的文化政策。梵蒂岡不顧中華民國國民政府的反對，承認滿洲國政權，因此再度面臨兩個多世紀以前的禮儀問題。由於滿洲國政府在回复吉林主教高德惠的訊問時，答復曰：“尊孔儀式的唯一目的，就是彰顯對孔子的崇敬之情，絕對不帶宗教的特質。”再加上有先前日本神社事件的前例，教宗庇護十一世於1935年發布命令，要求滿洲國教區主教應謹慎確認祭孔無宗教特質，而神職人員在行過反對中國禮儀的宣誓之後，還應等待主教們的指導，以避免疑惑和爭執。
1939年，教宗庇護十二世（Pope Pius
XII，1939年－1958年在位）頒布“眾所皆知”（Plane compertum est）通諭：
“
允許教徒參加祭孔儀式；可以在教會學校中放置孔子之肖像或牌位，並容許鞠躬致敬；如果教徒必須出席帶有迷信色彩的公共儀式時，必須抱持消極的態度；在死者或其遺像、牌位之前鞠躬，是被允許且是適當的。
”
但教廷並不承認先前相關的通諭是錯誤的，而是認為過去宗教性的祭祖、祭孔觀念，歷經數百年後已變成了世俗性活動，故可以被酌情允許。
此一宣言對亞洲儒家文化圈內的天主教徒亦是一種解放，如越南天主教也在1964年針對祭拜祖先、民族英雄和戰爭亡魂等問題上獲得教宗的特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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