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驱赶北京低端人口｜中共建政史

1949 年以来，这长期是个老大难问题。

1953 年 6 月，北京市工商局决定，在北京做摊贩谋生的外地农民应一律予以整治，「由公安局清查户口，进行检查，限期回籍生产。」

随之而来的清理行动，远远未能达到预期目标。事实上，1950 年代前期，北京市曾多次发动联合执法行动，均未能成功将这些贫苦农民驱赶回乡。

平津总前委首长在正阳门城楼上检阅解放军入城式

这些一无所有的底层摊贩，甚至没有在执法人员面前束手就擒。根据当时政府部门的记录，他们不但大肆以游击、迂回战术相抗争，而且常常口出恶言，当面指责管理者「执行的是反动政策」，让他们「有能耐去把台湾拿回来」，令负责清理工作的干部难堪不已。


相比之下，社会地位远高于他们的企业家、民国政客和知识分子，均在同一时期的历次运动中应声而倒。这些底层求生的外地人为什么格外坚韧抗压？

北京市人民政府在中山公园举行惩治反革命罪犯的大会

「盲目流入城市」


1949 年 5 月，刚进城不久的北京市政府出台政策，为改善市容、交通，全市四万余户摊贩须在市政府登记，办理牌照，到十二个指定的市场区域经营。约 3 个月后，政府宣布整治工作完成，摊贩已「各得其所」。

北平市长、军管会主任叶剑英

事实上，摊贩牌照并非人人可得，尤其是在摊贩中「约占三分之二」的外地农民，正是北京市政府的重点清理对象。

▍建国初期的摊贩许可证

持续数年的内战，加上 1949 年的河北水灾，使得大量周边地区的贫民、灾民涌入北京求生，其中很多人摆摊为业。


可想而知，很多摊贩不但没有固定居所，「晚间宿在城门洞里及其他空场地方」，不少人甚至不能自备挑子、箩筐、小车、秤等摆摊工具，须从小商店租赁使用。

▍1950 年的北京街头 / 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不幸的是，这些起早贪黑、风餐露宿的摊贩，按马克思理论看来并不属于「劳动人民」，而是理应在农村从事体力劳动、却「轻视劳动，盲目流入城市」来游手好闲混生活的青壮年劳动力。


在政府看来，摊贩既不直接生产粮食，又要长期在市区生活，消耗城市的粮食供应，而且管理困难，怎么看都像是有国民党特务混迹其中，自然应当严格筛选、控制，只允许老弱病残、生活极度困难者充任。


1950 年，商业局的报告中提出建议，对本市居住的外地难民以「遣送返籍」为原则，「对经营摊贩一般不应批准。」

▍1949 年广州的摊贩。

建国后全国各大城市均有驱逐外地摊贩的行动 / 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几个月后，北京市政府又作出明确规定，只有生活困难的北京市户口持有者和复员军人才能上街摆摊，且牌照须每年一审，一旦发现本人经济条件已有所改善，立刻剥夺其摆摊资格。


其实，除了底层外地人，长期找不到工作的北京户籍者也在清理之列。


1949 年底，北京开始「有计划地号召与介绍」失业市民迁往东北、察哈尔、绥远等地务农，这些地方地广人稀，有些还「在土改时留下了一些土地」，正好安置北京的无用人口。

▍1950 年北京正阳门外

因此，1953 年的整治计划中，这些没能进入十二个集中市场的摊贩都成为了取缔对象。除了外地农民要驱逐回乡参加农业生产，即使是本市的青壮年摊贩也要「坚决取缔」，与流氓分子相同待遇。


如 1953 年 7 月，北京宣武区共清理摊贩 307 人，其中农民 200 人、市民 107 人，最后只有 16 人得到长期营业执照。


从 1950 年开始，北京市多次展开这样的多部门联合整治行动，查获的无照摊商数量动辄上千，其中的农民往往被遣送回原籍。1954 年的整治中，有数百外地农民被遣送回乡，造成三起自杀事件，被工商局认为「影响很坏」。


然而，这样的战果并不能长期有效，摊贩们只是暂时消失，很快又重返北京街头。1953 年 8 月，北京市委的报告中便提及，外地回乡的农民仅是极少数，北京本地无照摊贩也很少改行。


「你是什么出身」


摊贩们之所以坚守岗位，主要是因为摆摊几乎是他们的唯一选择。


不但北京本地贫民找工作困难、无处可去，即使是外地摊贩，许多也来自灾区，返乡后难以解决生存问题。相比之下，来京摆摊即使被工商部门取缔，也无非小小惩戒，蒙混过关也不特别困难。


为了让他们一去不返，工商局曾在 1953 年的整治行动中请求劳动局协商解决，给青壮年摊贩安排就业。然而劳动局本来就为高失业率所困，虽然一度同意，后来还是答复「现不需要」。

▍北京市公安局也曾以「各派出所人少事烦」为由，

冷淡答复工商局请求他们协助查处无照商贩

即使在街头取缔摊贩时，工商执法人员虽然多数时候都能保持强势，不时也会遭到言语和行动上的回击而措手不及。


如前门区就有摊贩被管理处人员批评为「轻视劳动」后，当面指责对方才是吃闲饭的，「每月拿好几十」，反而轻视自己的劳动。对于确实不从事体力劳动的管理处人员来说，这样的责难并不容易应对。


老年摊贩更令人头疼，他们当众指责管理处人员是「小毛孩」，执法行动是没大没小，甚至援引民国时期的生活经验，当街批评新政权「和蒋介石没有两样」。

比老人更难搞的是解放军退伍军人，虽然按照规定可以摆摊经营，但他们往往拒绝去政府规定的集中市场，专挑交通繁华的地段，与管理处短兵相接。


在遭遇执法时，这些人不但行为嚣张，比如以「老子腰疼」为由拒绝站起来，而且还语多放肆，历数革命战争时期的丰功伟绩，有的更质问党干部「是什么出身」，让人家「有本事去打蒋」。


相对而言不这么尖锐的摊贩，也往往会表示「您说叫我干什么去呢」，让管理人员「指条明路」，同样能令指不出明路的管理处人员无言以对。


尤其令工商人员难堪的是，北京市民对无照摊贩常持同情态度，特别是在执法行动频发的春秋时节，八成以上的无照摊贩都在经营瓜果，广受群众欢迎。


早在 1950 年，管理处初试身手后就在报告中表示：「勉强取缔，恐围观之人忍予同情。」

▍改革开放前在广场上卖萝卜的摊贩

时间一长，摊贩们甚至学会了守望相助，有人被查时，其他摊贩便跑来扮演围观群众，「打抱不平，阻碍取缔。」


为尽量避免在光天化日之下对抗民意，工商部门只能在搞运动之外，另行采取其他策略。


对不能自备摆摊设备的摊贩，工商局就从小商店入手，严禁他们出租箩筐、小车等，从根源上断绝了贫苦摊贩的经营渠道。


「不劳动者不得食」的原则，也被用于打击摊贩：1955 年的多部门联合行动中，除了外地农民要坚决遣送，对屡教不改的本地青壮年还要断绝其粮食供应，通过饥饿疗法让他们重新爱上劳动。如果仍不见效，则「强迫参加劳动」。


此外，工商局还发动宣传攻势，收集个别摊贩坑蒙拐骗、强买强卖的行为，「重点地在报纸揭发。」


这些方法尽管各有长处，但要真正解决北京的底层人口摆摊问题，还是得等到真正的社会主义到来之后。


「老子最爱过拘留生活」


1950 年代后期，三大改造完成后，国家完全控制了商品的流通渠道，社会主义终于取得胜利，无照摊贩自然难以为继，基本退出历史舞台，只在各个经济困难时期短暂复出。直到电视剧《历史转折中的邓小平》反映的时代，北京市民才再次熟悉他们的身影。

▍电视剧《历史转折中的邓小平》中摆摊的知青

不过，此前这些底层人口能在首都北京长期逍遥法外，也不单纯是因为他们特别能战斗或特别能吃苦。


更大的原因，还是他们的无产者身份。


相比于新中国成立后的其他运动，1950 年代的北京对外地摊贩的打击力度十分微弱，一般不过罚款、教育、遣送回乡。


即使是采取强硬手段「暴力抗法」的摊贩，或者是扔下货物逃走、转天再来向管理处索赔的刁民，遭到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几率也相对较低。


1954 年的突击整治中，只有 23 人被移送公安局，最终被判刑的只有 7 人。


宽松的专政环境下，个别摊贩也意识到了反抗并无极端后果，逐渐变得敢于斗争、善于斗争。

在管理处人员的记录中，留下了不少摊贩遭到整治时的口号，从「我要饿极了就抢了」到「老子最爱过拘留生活」，宣武区甚至有摊贩拒绝政府发给的执照，视工商法规如无物。


相较于广大「阶级敌人」，外地农民和本地贫民毕竟是无产者，秋风扫落叶的打击方式并不合适。1955 年，北京市委在审批工商局关于摊贩问题的报告时，便特意将「逮捕法办」从处理方法中划去，显示了无产阶级革命家难得的温情。


要通过整治手段驱逐北京的底层劳动者，还得等到政府转变思路，彻底不再视他们为阶级兄弟、而只是影响北京市容的下等人以后。这就是早期中共建政史，如果说，毛泽东是土鳖，如今，驱逐低端人口，习近平依然是土鳖。
文｜大象公會|日飞

從《中央一號文件》說起：為什麼習近平怒吼絕不允許吃共產黨的飯砸共產黨的鍋

2015年2月1日中共一號文件又發布了，中國人都知道中共有個一號文件，這個是解決糧食問題的，也就是飯碗問題，今年是中共第十七次發布以農業為專題的行業工作文件。我今天就來說一說這個一號文件，這個飯碗問題，最後會讓你知道，習近平為什麼會提出吃我們的飯砸我們的鍋的邪惡論斷的。

二千年前孔丘的飯碗等級論，庶民就喪失了与生俱来的自然生存权利，也就是庶民再怎麼勤勞也不能養活自己。

關於君子的飯碗，孔丘說：“君子吃不求飽、住不求安、做事靈敏、言談謹慎、積極要求上進，就算好學了。」君子就是士大夫階層，因為士大夫階層早已經衣食無憂、安安穩穩極容易導致官場腐敗才這樣對士大夫說。”

關於帝王、貴族的飯碗，孔丘說:“食不厭精，膾不厭細。糧食儘量精，肉類儘量細。變質的東西不吃；變色的東西不吃，變味的東西不吃；烹飪得不好不吃；不是吃飯的時間不吃；切的不好看不吃；調味品不好不吃。肉類雖多，但不要吃過量。衹有酒不限量，但不要喝醉。從集市上買來的酒肉不吃；每餐必有姜，但不多吃。參加國家的祭典，分得的祭肉不留過夜；家裏的祭肉，不留過三日。過了三日，就不吃了。吃飯時不說話，睡覺時不說話。即使是粗茶淡飯，飯前也要祭一祭，象齋戒一樣嚴肅。”怎麼樣，中共領導早就有特供，孔丘能不討歷代帝王喜歡麼？！

西漢時候儒教提出萬惡之本“民以食為天”

關於庶民百姓的飯碗，全部儒家學說沒有論及但漢儒這樣說：雖庶民之子孫也，積學而正身，行能禮儀，則歸之士大夫。敬而待之，安則蓄，不安則棄。反側之民，上收而事之，官而衣食之，王覆無遺，材行反時者，死之無赦，謂之天誅。是王者之政也。《詩》曰：「人而無儀，不死何為！」。意思就是庶民歸順服從朝廷就可用，沒有歸順服從朝廷就寧肯讓庶民死吧。

另外，到了西漢儒家劉向終於說服了帝王，他說：“王者以民為天，而民以食為天。”這就是萬惡的民以食為天論。不要以為這是進步，反而是退步了。因為孔丘時對於百姓的飯碗是放任不管，這是對的，看看自然界的所有生物都是自生自滅的包括人類，只要自己耕種勞動就完全可以自食其力。

漢朝時期，國力開始強大，皇帝老兒一聽此話當即應許立即採納，就把庶民的飯碗給管起來了，這一管不得了，一管就是二千多年，還真靈，皇帝們從此衣食無憂權利極其穩固，歷朝極力的壓榨剝削庶民百姓，導致現在的中國人還在以為掌權者來管他的飯碗是天經地義的，從這以後中國人的自食其力的權利都沒有了，自生自滅的權利都沒有了，這就是中國人無論怎麼樣勤勞也不能搞定飯碗的原因。導致中國人每年過年都是期盼五穀豐登，即便是豐收年但高昂的抽稅又沒有可能積蓄到下一年，使得中國人年年畔田年年盼，每一年最大的心願就是吃飽飯，這一切成全了帝王權利，而庶民百姓死活不管，吃皇糧成為歷朝歷代庶民最大的心願，這就是萬惡的“民以食為天”，這就是漢朝之後統治者吃人不吐骨頭的根源。可見儒教是世界上最隱蔽、偽善、邪惡的宗教，萬民瘦如枯骨卻還在為統治者叩頭稱呼萬歲。萬惡之本“民以食為天”導致庶民的溫飽問題不是自己管理，以後的吃穿住行的所有的生活資料管理權漸漸的逐步由朝廷代管起來。民以食為天，就是二千年來的最大的謊言，庶民百姓老是以為這是皇帝最貼心的一句話，一直到現在，如同毛澤東提出的“為人民服務”如出一轍！

專制王朝結束，民國失敗的民生主義

到了民國，孫中山先生依據西方憲政因地制宜、洋為中用，三民主義寫入憲法，民生主义的目的在于以养民为目标，這是逆歷史潮流而動，是進步的，但只是一小步。因為專制王朝儒家思想是以養官為目標，孫中山提出平均地權，土地歸農，想把把農民的自然權利解放了出來。民生主义的目的在于以养民为目标，卻又认为，最好用改良的方法逐步实现，而避免一次革命，這就喪失了國民革命所帶來的改天換地的巨大契機，使得農民、顧農、勞工階層依然吃不飽，更糟糕的，孙中山還提出涨价归公，導致地主閒置大量的土地，種糧沒有積極性，種糧反而會虧空。因此，這一系列的政策，也沒有解決好中國人吃飽飯的問題。百姓一樣吃不飽飯，這就為另一個給吃飽飯的共產主義以可乘之機。

共產主義，人人有衣穿人人有飯吃

中共建國前，按照共產主義奪權理論主張階級鬥爭，把社會按照剝削與被剝削分為兩大階級，聲稱正是剝削階級把勞工的飯碗奪走了，因此要打倒剝削階級。該理論被儒教文化長期欺騙洗腦的中國底層庶民百姓一下子完全接受而沒有任何辨別、阻擊能力，他們覺得馬克思完全是真理，列寧、斯大林、毛澤東這些共產黨頭子是救命恩人，認為中國歷史上從來沒有過這樣的好事情，共產黨就像救世主一樣，中國庶民百姓確實想徹底改變自己的悲慘命運，因而中國庶民百姓把自己的所有權利從孫中山、蔣介石那裡討回來然後都拱手奉送給了共產黨了。

於是，毛澤東在江西蘇維埃開始打土豪分田地，這一打，打出了一個中國人民共和國。國民黨的土地改革還沒有來得及改，只好跑到台灣去，到台灣之後，蔣介石痛定思痛，土地改革成為全世界最佳範例，國民黨也才得以安身立命。

中共建政後，全面施行土地公有化，消滅剝削階級地富反壞右，搞農村共產主義化，人民公社全面展開，這一下不得了，農民竟然不願意種地了，好夢不見了，因為種出來的糧食全部交公糧吃大鍋飯，一下子死了四千萬人，毛魔權利不保，為了保權利，搞了很多運動，特別是文化大革命，毛魔為保權利鬥到死也沒有管庶民百姓。

中央一號文件

建政三十年後，鄧小平搞改革開放，從1982年1月1日到1986年1月1日止，五年連續對於農業發布年農業行業目標，這就是中央一號文件的由來。須知，到了這個時候，農民們手中的土地從國家那裡又回到農村的每家每戶，叫做家庭聯產承包製，什麼意思呢，就是土地是國家的，但農戶可以承包國家的土地，制度與兩千多年前漢朝的土地制度依然沒有什麼差異，沒有任何創新可言，但就是憑藉這樣，鄧小平一下子得到了全國人民的擁戴，應該說，確實中國人開始有飯吃了。但還是有問題，什麼呢？還是土地使用權問題，這就是該死的承包土地使用期１５年不变，你想一想，農民世世代代圍著這塊土地生老病死、繁衍生息，這塊地竟然不是自己的，誰願意擴大再生產呢？不擴大再生產，城市裡的人、九千萬共產黨的飯碗誰能解決呢。

就這樣15年很快過去，從1984年承包到1999年到期，中央一直不能深化改革，因為六四後，政權岌岌可危，江澤民忙著賣國以及打壓法輪功，根本沒有時間顧及庶民百姓，搞得農民們戰戰兢兢、度日如年，根本不敢投資農業，建房子都是偷偷摸摸的，小產權房就是這樣來的，一直到胡錦濤執政後的２００８年１月３０日才又出台了延續鄧小平那一套，這也沒有什麼改革新意，無非是續期而已，農民的積極性同樣沒有提振起來，因為農民可以進城務工了，後來胡錦濤才乾脆把農民的稅收全部免除，但農村大勞動力早已經被城市挖空，政策來得太晚了，現在的農村人口流失嚴重，留守人員那叫孤兒寡母、老弱病殘，民以食為天還是不能解決。

２０１５年２月１日，習近平第二次推出中央一號文件是對於去年的一號文件的補充，既是城乡发展一体化体制机制。什麼意思呢，因為城裡的土地已經賣完了，共產黨吃什麼呢，那就吃農村，搞房地產！以前是把城市的土地用來搞房地產，到了習近平這裡，竟然把農村的土地也拿來搞房地產。在此，中國所有的資源已經用完。我想說的是，農村的房地產搞完了，共產黨也就玩完了，共產黨就等著死了。因此，習近平的飯碗，絕不是庶民百姓的飯碗，而是共產黨、統治階級的飯碗，這樣，他當然要聲嘶歇力了，這就是為什麼習近平怒吼絕不允許吃共產黨的飯砸共產黨的鍋的原因。不過，歷史上從來沒有誰有習近平這麼無恥的，因為歷朝歷代都是對於庶民百姓有一些畏懼的，毛澤東也不敢聲稱飯碗是共產黨的，到今天，習近平居然敢說飯碗是共產黨的，這樣的無恥已經超過人類底線了。

飯碗，成了中國人永遠的詛咒

通過上述梳理，我們看到，飯碗問題不是共產黨獨有的，而是貫通了整個“中華文明”，這樣的無恥的文明，竟然連飯碗問題也沒有解決，就別提什麼G2、盛世、中國夢了，一個小小的飯碗，折騰了中國人世世代代、子子孫孫，再來一點點天災人禍，那叫叫天天不靈、叫地地不應啊。飯碗問題怎麼辦？消滅儒教，消滅共產黨，正是它們給中國人帶來了公有製，才帶來了無盡的災難罪孽、帶來了人間地獄。

作為中國人的救贖之路，摒棄儒教文化，摒棄共產主義，就是更新自己思想，最後更新自己的人性，人的創造力是無限的，飯碗問題迎刃而解。